科博沙龙回顾NO.29|谢兰:显微镜简述及其生物学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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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是一种起放大作用的科学工具,起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显微镜的发明和发展是人类对微观世界的认识和探索不断深入的结果。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在2023年年初推出线上展览“双校记:透过显微镜看哈佛与清华”,该展展示了清华大学与哈佛大学所使用、制造和收藏的众多类型的显微镜,从一个侧面折射了两所世界著名大学在科学教育、科学研究以及历史收藏等方面的成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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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博沙龙现场

 

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这个展览,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特别邀请清华大学医学院谢兰副教授开展一场显微镜的科普讲座,旨在介绍显微镜的基本原理、分类和发展史,并讲述显微镜在医学、生物、材料等领域中的广泛应用。以下内容根据谢兰副教授在科博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而成,文字已经作者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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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兰
北京大学临床医学学士,清华大学医学院博士、博士后,美国匹兹堡大学访问学者,清华大学医学院副教授。

 

显微镜名字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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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英文叫microscope,它实际上有两个含义, Micro是微小的意思,后面scope是观察的意思,加起来就是观察微小物体的器具。中文“显微”一词中的“显”可以有两种含义,一为明显,二为显现,“微”意为小的,两者组合起来,表达了显微镜这一工具的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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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常用的复合显微镜,实际上就是多个透镜的组合,所以叫复合。我们在实验室通常见到的显微镜都是这样的结构,有目镜、物镜、载物台、光源等,载物台可以放置一个标本,下面是它的光源。目镜跟物镜总的放大倍数相乘表示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比如我们常用的目镜一般是10倍镜,物镜可能有5倍、10倍、20倍、40倍,一会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油镜,它的物镜可以达到1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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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的成像原理,基于透镜的光学原理,首先是通过物镜可以成一个倒立的放大的实像,然后再通过目镜,成一个正立的放大的虚像。通过这样两个透镜,我们就可以肉眼观察到非常微小的一些细节。

 

显微镜的发明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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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台显微镜的发明者是谁?业界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一。大概在16世纪的时候,有好多科学家都在使用透镜来放大物体,比如眼镜制造商詹森父子也是使用了两个透镜来放大一个物体,当时的放大倍数大概是9倍。不管如何,列文虎克被公认为显微镜研究的奠基人。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线上展览“双校记”便展出了哈佛收藏的列文虎克型的单式显微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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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17世纪的荷兰商人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他既不是科学家,也不是眼镜制造商,而是一个布商。但他特别喜欢透镜,一生中做了几百个不同的透镜,技艺十分高超。当时他做出来的显微镜,可以把物体放大200多倍,不逊于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光学显微镜。我们现在可以使用10倍的目镜,配合20倍或者40倍的物镜,放大到200-400倍。

我们在讲微生物、胚胎学等基础学科的通识课程时,通常都会说列文虎克是这个学科的奠基人。因为有了这些工具之后,他就可以去观察很多不同的物体。比如,他观察细菌,掏自己的牙齿里的牙菌斑进行观察,当时他就观察了球菌和杆菌等不同形态;他也会观察精子、皮肤细胞、植物细胞等等。所以对于现代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来讲,他的观察结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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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遗憾,列文虎克的技艺虽然超群,但是他没有收徒弟,所以在他去世之后,显微技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但是后来的科学家继续着不同类型显微镜的发明。17世纪英国的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年-1703年)发明的显微镜特别像今天的复合显微镜,下面有一个物镜,上面有一个目镜,两个放透镜的组合进一步提高了放大倍数。大概在十八、十九世纪的时候,英国、德国的显微镜制造得到了快速发展,对当时显微镜的机械性能、颜色失真等方面进行了纠正,使得复合显微镜慢慢地接近今天的水平。

 

显微镜的代表性分类以及在现代医学中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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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我们提到油镜,它通过加香柏油提高显微镜的放大倍数。如果不加油,大部分光线会被折射、反射掉,不能够进入到物镜中;如果加一点油的话,它的折射率跟玻璃非常接近,就会避免一些光线损失,得到更好的放大倍数。如果物镜可以达到100倍的放大倍数,跟目镜乘起来的话,就可以把物体放大1000倍,因而油镜在微生物领域应用比较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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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不同尺度的事物。首先是毫米量级,我们肉眼可以看到一个蛙卵;百微米量级,可以看到人的卵子,人的卵在我们体内规则细胞里体积最大,与花粉等量级;再小一点,我们看到的是植物细胞或者是人的体细胞,像上皮细胞、白细胞等等;再到10微米左右,出现的是人体的红细胞;再往下到了微米的尺度,我们可以看到细菌、线粒体;再往下百纳米的尺度,出现的是病毒;10纳米左右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大分子,例如蛋白,然后纳米级别以及更小量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原子。这是我们的生物世界里面从大到小的尺度分布。了解了这个尺度,可以帮助我们确认使用什么倍数的物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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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在微生物学的应用特别地重要,如果把显微镜跟一种特殊的染色方法结合起来,就能够解决微生物领域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细菌鉴别。通过比较有代表性的革兰氏染色法,可以把细菌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叫革兰氏阳性菌,一类叫革兰氏阴性菌。这两类细胞的细胞壁非常地不一样,我们就是利用这种差异进行区分。第一步,用结晶紫去染它们,因为它们都有肽聚糖,可以吸附染料,它们都被染成紫色;第二步媒染,实际上是加固第一次染色;第三步脱色,我们用有机溶剂,比如乙醇可以把颜色脱掉,这个时候的两种细胞就不一样了,像阳性菌的肽聚糖非常地厚,不太容易被脱色,所以保留了紫色,但是阴性菌特别容易被脱色;第四步,差异染色,我们一般是番红染色,染完之后,革兰氏阳性菌会呈现紫色,而阴性菌就会呈现粉红色,通过简单的染色法,就能告诉医生到底可能感染了阳性菌还是阴性菌,鉴别范围就被大大地缩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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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来看立体显微镜,它的放大倍数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载物台的操作空间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摆一只小老鼠进行解剖。我们可以在体视镜下面进行很多的微观操作,比如说体外受精,所以体视镜又称为操作解剖显微镜。

还有一种大部分科研实验室都会配置的倒置显微镜,它的物镜移到了样品的下方,所以叫倒置显微镜,它主要是为了观察容器的底面。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还可以进行实时动态的连续观察,比如在台子上放一个培养腔室,腔室里可以放细胞,然后外面接好二氧化碳、氧气,给它提供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然后我们就可以连续观察细胞不断生长增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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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我们经常用到的荧光显微镜,它是通过荧光而不是其他光特性(如散射、反射和吸收)来生成图像。它的光源通过一个滤光片到了物体上,比如这里一束绿光打到标本上以后能量会被吸收,波长越长能量越低,所以被吸收之后会变成一束红光,然后发射回来被成像。我们通常会结合生化染色技术,用荧光显微镜帮助我们看到细胞的内部景象,比如说皮下的淋巴管和血管的结构等等,我们一般通过抗体跟抗原的结合,在一些特殊抗体上带一个荧光,这些抗体比如说可以识别特殊的细胞骨架蛋白,只有在细胞骨架区域,它会显示荧光,从而观测到不同细胞的亚群和它的内部结构。

在使用过程中,普通的荧光显微镜有一个问题,比如说观察一个很厚的标本,图像就会非常地模糊。这时,我们就会使用到共聚焦显微镜,全称又叫共聚焦激光扫描显微镜。它采用一个点照明和光学共轭平面上的一个针孔来消除失焦信号,使薄的“光学切片”成为可能。我们在不同的焦平面上进行成像,再通过三维重构的技术,就能得到生物体的3D图像,这是我们现在能够达到的比较好的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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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电子显微镜,电子既具有粒子的性质,又有波的性质,我们通过在样品上发射加速电子束来生成图像,它的分辨率可以大大地增强,达到纳米级别。光学显微镜看病毒很困难,但是使用电子显微镜就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形态。从类别上来讲,电子显微镜又可分为扫描电镜和透射电镜。顾名思义,扫描电镜就是我们观察物体的表面时发射电子束到物体的表面进行成像,我们在成像细胞上可以看到表面各种的凸起以及细胞外基质的沉积。透射电镜则是指电子束可以穿过薄层,然后再穿过样品去成像,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细胞的内部形态,比如我们在胰腺导管癌细胞的透射电镜图像中可以看到很多的异常线粒体,科学家通过分析认为,这种异常线粒体其实是加速了癌细胞的生长。

 

责编|伊墨

视觉|翟天翊

摄影 | 孙德利

鸣谢 |清华大学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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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同心筑梦 共建科博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建六年来公益捐赠记事

  满怀清华心,共筑两岸情 正值清华大学113周年校庆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六周年馆庆之际,台湾长兴集团创始人、清华大学名誉校董高英士先生,向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慷慨捐赠,支持科学博物馆“镇馆之宝”——水运仪象台等比例全功能复原研发项目。高英士先生的善举将为科学博物馆的筹备与馆藏建设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高英士先生,生于1924年,祖籍台湾省台南市,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毕业。作为一名实干兴邦的企业家,高英士先生辛勤深耕化工产业数十载,致力于全球化学原料进口及制成品输出业务,始终把“技术开发与提升”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英士先生也是一位情谊深厚的慈善家。自上世纪90年代始,高英士先生与清华大学达成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学校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基地和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给与了鼎力支持。从英士楼到艺博英士珍藏展,从“清华之友-长兴奖学金”“清华之友-高英士奖学金”再到“清华之友-承宪康纪念奖学金”,高英士先生对清华的关怀与支持浸润在清华校园的方方面面。就是这样一位期颐老人,心系国家,身体力行地回馈社会,为教育和文化公益事业助力赋能。 伟大之大学,必有伟大之博物馆。高英士先生曾这样评价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博物馆具有提升人类精神层次及正向思考的价值,因此博物馆的设立对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综合类收藏型科学博物馆,以展现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历史成就,激励科技创新、促进科学传播为使命,推动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这与高英士先生所秉持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欣闻科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后,高英士先生很高兴地答应捐助科学博物馆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   水运仪象台等比例全功能复原项目是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重点建设项目,复原品将放置在科学博物馆未来场馆的核心区域,成为“镇馆之宝”。水运仪象台是中国古代体量最大、耗资最多、机械技术含量最高的单体科技制品的巅峰之作,综合体现出古代中国在天文仪器、机械制造和冶金技术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具有科学史、技术史、制度史、建筑史的研究价值。 同时,水运仪象台与清华大学具有深厚的渊缘。20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时任第一副校长、中国机械学科和机械史学科的开创者刘仙洲教授(1890-1975)以《新仪象法要》为蓝本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及其若干技术性细节提出了构想。2010年左右,清华大学机械学院唐晓强教授对水运仪象台关键机械(水轮擒纵机构)进行了突破性重建,成功研制出1:3尺寸的样品,并取得了国家专利。 在此基础上,科学博物馆将锐意进取,勇攀高峰,旨在实现水运仪象台枢轮机构、报时系统、浑仪和浑象全功能、全天候无故障连续运行的创新与突破。通过这台仪器,观众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古人利用浑仪、浑象、漏刻等仪器进行天文观测、演示的方式,理解古代的计时方式,了解水车等生产实践工具的原理、应用等。观众亦可通过室外金字塔型的玻璃窗窥见水运仪象台雄伟的体量和令人震憾的运演过程。   为了完成此项重任,科学博物馆还特别邀请到原台湾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特聘教授兼古机械研究中心主任林聪益教授主持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除了台湾高英士先生的捐助,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此前还曾获得过唐仲英基金会、清华大学1999级本科校友的捐助。该项目预计在3年内完成整体复原工作。   星光汇聚  共谱华章 科学博物馆筹备队伍,薪火赓续,奋楫笃行。六年来,每一位科博人秉炽热之心聚焦收藏、研究、展陈、公教、传播事业,全方面镌刻科博的璀璨科学蓝图。 伟大之博物馆,必有伟大之馆藏。科学历史藏品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在学校各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科学博物馆馆藏建设成效显著,建设了450平米展厅、537平米库房,通过“收、买、造”多种途径充实、积累了6500余件古今中外的科学藏品,向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愿景持续迈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以清华校友、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公益组织构成的团结紧密且涉足多领域、多学科、多行业并日益壮大的科博捐赠网络。   六年间,众多像高英士先生一样满怀科学热忱的清华校友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相聚科学博物馆,倾囊相授。 从邓锋、利青校友代表的深圳市汇爱公益基金会,到清华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设立的“恰逢柒时”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 1999级本科校友设立的“久久同心”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1989级本科校友设立的“八纮格致,九转功成” 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 从唐仲英基金会对“达·芬奇机械发明的复原研究项目”“北宋水运仪象台复原项目”的大力支持,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博物致理,共建科博——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藏建设”筹款项目; 从王晓滨校友捐赠推动“科学革命中的仪器”复原收藏,到清华校友王裔澄、袁桅、郑培敏、罗茁、陈克棉、孙玉文、张晓娜、阙里、李如心,我国已故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投资人周航、李艳洁、Austral,资产管理人田江川、杨海燕、段苏函、吴兆光,高山书院肖盾、吕永超,清华教工曹敏丽、张鑫蕊、姚夏涵,以及杨怀越、杨怀超、杨怀谦三兄弟,杨光、杨淇奥祖孙俩,金勤献、刘自敏、金梦笛一家,杨华、杨珍晖夫妇,龚超、王梦之夫妇等,他们都在支持科博的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真挚感谢每一位捐赠者,您的每一笔捐款、每一件捐赠藏品,都使我们有幸透过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厚度,再次抚触科学器物背后的故事,感受器物蕴藏的科学力量。您对科学的热忱也将同这一件件器物载入科博建设历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科学博物馆永久馆址已经破土动工,竣工在望。尽管科学博物馆的各项筹备工作已有实质性成效,但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面临资金、藏品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亟需来自社会各界的持续支持与帮助。 目前,随着科学博物馆筹备工作及永久馆舍建造的不断推进,科学博物馆也将持续开展并推进巴比奇差分机一号、唐迪钟、奥瑞仪、哈里森航海钟、焦耳桨轮实验装置、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胡克复合显微镜等大型科学仪器购置/复原计划以及16-18世纪欧洲古天文仪器的复原项目、中国古代水力天文钟的复原项目、元代郭守敬的观象授时仪器复原项目等,以期进一步丰富科学博物馆收藏、研究、展陈等核心功能。 在此,全体科博人呼吁各位关心、热爱并支持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有识之士能与我们同心筑梦,共绘未来世界科学文化新华章,科学博物馆将以多种方式彰显、回报捐赠者的善举。 捐赠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010-62780628,13522892748 邮箱:fah@tsinghua.edu.cn   科学器物带着我们对科学的热爱与崇敬, 汇入科学文明的长河中, 这份深情也将会同器物一样 在眼波流转中染上岁月的斑驳, 但科博会为您的真诚与付出记载与定格。 蓦然回首时, 您终将会撩拨起对科学悸动的那份回忆。   责编|伊墨 文字|张泽明 审核 | 范爱红 鸣谢 |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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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与科学博物馆(筹)教职工赴故宫观展

2024年4月2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科学博物馆馆长吴国盛带队,系馆教职工一行二十余人赴故宫博物院参观“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展览《紫禁城与凡尔赛宫》以中法两国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展现百年间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和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展览精选约200件展品,多数收藏于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涵盖科学仪器、瓷器、绘画、书籍等多种类型。是难得一见的与科学类收藏相关的展览。 在故宫博物院筹展团队成员王宜若老师的介绍下,科学史系与科博教职工参观了位于文华殿展出的展览。展览共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龙与百合花的相遇”,主要介绍了中法间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开端。第二单元是“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分为“礼品和定制”和“交汇与新创”两个章节。本单元展示了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深入,清代宫廷收藏中出现了种类丰富的法国器物,既有两国交往的礼品,又有传教士的贡献,更有清宫向法国定制的物品。而第三单元为“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同样分为“收藏和改造”和“模仿与灵感”两个章节。其主要向参观者呈现了被法国王室成员和政要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并在展览中解析法国对中国进口物品的装饰和改造,以适应当地人的审美需求。 观展后,吴国盛教授就布展方式、藏品展示、科学器物收藏等问题与故宫博物馆院筹展团队进行了初步的交流,双方都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沟通与合作。 本次参观活动也是科学史系与科学博物馆首次联合举办团队建设活动,科学博物馆自成立以来,与科学史系联体运行,科学博物馆不仅为科学史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实践教学平台,同时也借助科学史系的学术资源,不断丰富和深化展览内容,让更多的公众能够领略到科学的魅力。这次活动不仅是系馆长期合作关系的一次深化,更是对未来更加紧密合作的一个美好展望。   撰稿:刘骁 摄影:孙德利,孟洁 审核:孟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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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回顾NO.41 | 姜虹讲座《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在科博举行

    4月19日,四川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姜虹受邀来到科博为观众讲授《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本次第41期科博沙龙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张晓天主持,校内外三十余位观众聆听了讲座。   20世纪初,成都和上海等地开启了中国的观鸟历史。美国人戴珍(Jane B. Dye)与丈夫戴谦和任教和生活于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观察鸟类三十余年。姜虹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了解到这一段历史,并开始了文本和实物的研究。20世纪初,随着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作为一项大众爱好和科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戴珍将这一项活动延展到中国,从四川的城墙、钟楼、山坡等地通过望远镜俯视观察鸟类行为。当时的中国鸟类研究主要依靠标本收集,戴珍具有便利的收集条件,但她拒绝加入收集队伍,她坚信野外观察也是有效的研究方式。她将观鸟当成习惯,细致地记录、描述和鉴定鸟种、分析习性和行为、发表鸟类文章、举办讲座等,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周围的人。戴珍在回忆与Beck女士到雅安观鸟时写道,“我们度过愉快的观鸟时光。她研究鸟类已经几年了,我们比较彼此的鸟类笔记。她说自己主要参考的资料还是前几年我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发表的每月观鸟笔记。我在雅安最后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徒步、观鸟……见到了差不多40种鸟。”   讲座中,姜虹从戴珍与先生戴谦和在中国的从教经历讲起,讲述了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中叶被遗忘的一段观鸟历史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力。戴珍的观鸟实践延续了维多利亚博物学文化的潮流,顺应了奥杜邦运动呼吁的鸟类保护,也反映了当时业余观鸟活动与职业鸟类学之间的张力。戴珍在1930年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上海鸟类》是写给那些想在鸟类栖息地观察它们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馆标本研究鸟类的人。从这点上讲,它比我其他所有鸟书都更适合我。当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鸟类和四川的鸟类相同。” 在博物学复兴的今天,戴珍以观鸟先驱的身份浮出水面,已经成为成都鸟类博物学的一张名片。姜虹在讲座中还谈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因为女性在观鸟中一直处在助手、配角的地位,且并未融入鸟类研究的共同体中,因而像戴珍一样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后来,有人评价戴珍:“她的文章彰显了她的勇气,将鼓舞有志之士行动起来,把知识分享给他人。如果全中国爱鸟之人都能以成都为榜样,关于鸟类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会丰富起来。”   讲座后,主持人张晓天就讲座内容以及科学传播、读书等话题与姜虹展开深入对谈,现场观众也纷纷互动交流,场面十分热烈。   【撰稿:伊墨 ;摄影:曹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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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强先生向我馆捐赠四通MS-2411型打字机

2024年4月20日,张自强先生向我馆捐赠一台1999年生产的四通MS-2411型打字机。四通MS-2411型打字机由我国著名科技企业四通集团公司于1993年生产推出,是我国第一台符合ISO 10646《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的多国语种中外文打字机。 张自强先生曾担任四通公司工程师,全程参与了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负责主机板的研发设计,获得四通集团开发一等奖。        延展阅读︱中文如何走进电子设备?专访四通打字机工程师张自强   (收藏部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