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回顾NO.18｜版画艺术家眼中的“植物插图”与博物学者眼中的“植物学插画”

  满怀清华心，共筑两岸情 正值清华大学113周年校庆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六周年馆庆之际，台湾长兴集团创始人、清华大学名誉校董高英士先生，向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慷慨捐赠，支持科学博物馆“镇馆之宝”——水运仪象台等比例全功能复原研发项目。高英士先生的善举将为科学博物馆的筹备与馆藏建设工作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高英士先生，生于1924年，祖籍台湾省台南市，上海震旦大学法律系毕业。作为一名实干兴邦的企业家，高英士先生辛勤深耕化工产业数十载，致力于全球化学原料进口及制成品输出业务，始终把“技术开发与提升”作为企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高英士先生也是一位情谊深厚的慈善家。自上世纪90年代始，高英士先生与清华大学达成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学校的教育发展、人才培养、基地和平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给与了鼎力支持。从英士楼到艺博英士珍藏展，从“清华之友-长兴奖学金”“清华之友-高英士奖学金”再到“清华之友-承宪康纪念奖学金”，高英士先生对清华的关怀与支持浸润在清华校园的方方面面。就是这样一位期颐老人，心系国家，身体力行地回馈社会，为教育和文化公益事业助力赋能。 伟大之大学，必有伟大之博物馆。高英士先生曾这样评价博物馆的重要意义：“博物馆具有提升人类精神层次及正向思考的价值，因此博物馆的设立对大学教育具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家综合类收藏型科学博物馆，以展现古今中外科学技术的历史成就，激励科技创新、促进科学传播为使命，推动科学与人文的交叉融合。这与高英士先生所秉持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欣闻科学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后，高英士先生很高兴地答应捐助科学博物馆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   水运仪象台等比例全功能复原项目是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重点建设项目，复原品将放置在科学博物馆未来场馆的核心区域，成为“镇馆之宝”。水运仪象台是中国古代体量最大、耗资最多、机械技术含量最高的单体科技制品的巅峰之作，综合体现出古代中国在天文仪器、机械制造和冶金技术等领域的最高成就，具有科学史、技术史、制度史、建筑史的研究价值。 同时，水运仪象台与清华大学具有深厚的渊缘。20世纪五十年代，清华大学时任第一副校长、中国机械学科和机械史学科的开创者刘仙洲教授（1890-1975）以《新仪象法要》为蓝本对水运仪象台的复原及其若干技术性细节提出了构想。2010年左右，清华大学机械学院唐晓强教授对水运仪象台关键机械（水轮擒纵机构）进行了突破性重建，成功研制出1:3尺寸的样品，并取得了国家专利。 在此基础上，科学博物馆将锐意进取，勇攀高峰，旨在实现水运仪象台枢轮机构、报时系统、浑仪和浑象全功能、全天候无故障连续运行的创新与突破。通过这台仪器，观众能够充分理解中国古人利用浑仪、浑象、漏刻等仪器进行天文观测、演示的方式，理解古代的计时方式，了解水车等生产实践工具的原理、应用等。观众亦可通过室外金字塔型的玻璃窗窥见水运仪象台雄伟的体量和令人震憾的运演过程。   为了完成此项重任，科学博物馆还特别邀请到原台湾南台科技大学机械工程系特聘教授兼古机械研究中心主任林聪益教授主持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除了台湾高英士先生的捐助，水运仪象台复原研发项目此前还曾获得过唐仲英基金会、清华大学1999级本科校友的捐助。该项目预计在3年内完成整体复原工作。   星光汇聚  共谱华章 科学博物馆筹备队伍，薪火赓续，奋楫笃行。六年来，每一位科博人秉炽热之心聚焦收藏、研究、展陈、公教、传播事业，全方面镌刻科博的璀璨科学蓝图。 伟大之博物馆，必有伟大之馆藏。科学历史藏品为世界科学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证。在学校各部门的鼎力支持和帮助下，科学博物馆馆藏建设成效显著，建设了450平米展厅、537平米库房，通过“收、买、造”多种途径充实、积累了6500余件古今中外的科学藏品，向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愿景持续迈进。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以清华校友、社会爱心人士以及公益组织构成的团结紧密且涉足多领域、多学科、多行业并日益壮大的科博捐赠网络。   六年间，众多像高英士先生一样满怀科学热忱的清华校友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相聚科学博物馆，倾囊相授。 从邓锋、利青校友代表的深圳市汇爱公益基金会，到清华大学2007级本科校友设立的“恰逢柒时”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 1999级本科校友设立的“久久同心”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1989级本科校友设立的“八纮格致，九转功成” 科学博物馆发展支持项目； 从唐仲英基金会对“达·芬奇机械发明的复原研究项目”“北宋水运仪象台复原项目”的大力支持，到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博物致理，共建科博——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藏建设”筹款项目； 从王晓滨校友捐赠推动“科学革命中的仪器”复原收藏，到清华校友王裔澄、袁桅、郑培敏、罗茁、陈克棉、孙玉文、张晓娜、阙里、李如心，我国已故哲学家、美学家叶秀山，投资人周航、李艳洁、Austral，资产管理人田江川、杨海燕、段苏函、吴兆光，高山书院肖盾、吕永超，清华教工曹敏丽、张鑫蕊、姚夏涵，以及杨怀越、杨怀超、杨怀谦三兄弟，杨光、杨淇奥祖孙俩，金勤献、刘自敏、金梦笛一家，杨华、杨珍晖夫妇，龚超、王梦之夫妇等，他们都在支持科博的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真挚感谢每一位捐赠者，您的每一笔捐款、每一件捐赠藏品，都使我们有幸透过时间的长度与空间的厚度，再次抚触科学器物背后的故事，感受器物蕴藏的科学力量。您对科学的热忱也将同这一件件器物载入科博建设历史，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科学博物馆永久馆址已经破土动工，竣工在望。尽管科学博物馆的各项筹备工作已有实质性成效，但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博物馆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面临资金、藏品等方面的种种困难，亟需来自社会各界的持续支持与帮助。 目前，随着科学博物馆筹备工作及永久馆舍建造的不断推进，科学博物馆也将持续开展并推进巴比奇差分机一号、唐迪钟、奥瑞仪、哈里森航海钟、焦耳桨轮实验装置、牛顿反射式望远镜、胡克复合显微镜等大型科学仪器购置/复原计划以及16-18世纪欧洲古天文仪器的复原项目、中国古代水力天文钟的复原项目、元代郭守敬的观象授时仪器复原项目等，以期进一步丰富科学博物馆收藏、研究、展陈等核心功能。 在此，全体科博人呼吁各位关心、热爱并支持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有识之士能与我们同心筑梦，共绘未来世界科学文化新华章，科学博物馆将以多种方式彰显、回报捐赠者的善举。 捐赠联系人：范老师 电话：010-62780628，13522892748 邮箱：fah@tsinghua.edu.cn   科学器物带着我们对科学的热爱与崇敬， 汇入科学文明的长河中， 这份深情也将会同器物一样 在眼波流转中染上岁月的斑驳， 但科博会为您的真诚与付出记载与定格。 蓦然回首时， 您终将会撩拨起对科学悸动的那份回忆。   责编｜伊墨 文字｜张泽明 审核 | 范爱红 鸣谢 |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  

2024年4月23日上午，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科学博物馆馆长吴国盛带队，系馆教职工一行二十余人赴故宫博物院参观“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 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展览《紫禁城与凡尔赛宫》以中法两国外交、文化和艺术交流为主题，展现百年间双方彼此尊重、相互欣赏的政治交往史和彼此借鉴、相互学习的文化交流史。展览精选约200件展品，多数收藏于凡尔赛宫和故宫博物院，涵盖科学仪器、瓷器、绘画、书籍等多种类型。是难得一见的与科学类收藏相关的展览。 在故宫博物院筹展团队成员王宜若老师的介绍下，科学史系与科博教职工参观了位于文华殿展出的展览。展览共分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为“龙与百合花的相遇”，主要介绍了中法间政治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开端。第二单元是“紫禁城中的法国风景”，分为“礼品和定制”和“交汇与新创”两个章节。本单元展示了随着两国交往的不断深入，清代宫廷收藏中出现了种类丰富的法国器物，既有两国交往的礼品，又有传教士的贡献，更有清宫向法国定制的物品。而第三单元为“凡尔赛宫的中国时尚”，同样分为“收藏和改造”和“模仿与灵感”两个章节。其主要向参观者呈现了被法国王室成员和政要收藏的中国艺术品，并在展览中解析法国对中国进口物品的装饰和改造，以适应当地人的审美需求。 观展后，吴国盛教授就布展方式、藏品展示、科学器物收藏等问题与故宫博物馆院筹展团队进行了初步的交流，双方都希望在以后的工作中加强沟通与合作。 本次参观活动也是科学史系与科学博物馆首次联合举办团队建设活动，科学博物馆自成立以来，与科学史系联体运行，科学博物馆不仅为科学史系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实践教学平台，同时也借助科学史系的学术资源，不断丰富和深化展览内容，让更多的公众能够领略到科学的魅力。这次活动不仅是系馆长期合作关系的一次深化，更是对未来更加紧密合作的一个美好展望。   撰稿：刘骁 摄影：孙德利，孟洁 审核：孟洁

    4月19日，四川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姜虹受邀来到科博为观众讲授《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本次第41期科博沙龙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张晓天主持，校内外三十余位观众聆听了讲座。   20世纪初，成都和上海等地开启了中国的观鸟历史。美国人戴珍（Jane B. Dye）与丈夫戴谦和任教和生活于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观察鸟类三十余年。姜虹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了解到这一段历史，并开始了文本和实物的研究。20世纪初，随着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作为一项大众爱好和科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戴珍将这一项活动延展到中国，从四川的城墙、钟楼、山坡等地通过望远镜俯视观察鸟类行为。当时的中国鸟类研究主要依靠标本收集，戴珍具有便利的收集条件，但她拒绝加入收集队伍，她坚信野外观察也是有效的研究方式。她将观鸟当成习惯，细致地记录、描述和鉴定鸟种、分析习性和行为、发表鸟类文章、举办讲座等，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周围的人。戴珍在回忆与Beck女士到雅安观鸟时写道，“我们度过愉快的观鸟时光。她研究鸟类已经几年了，我们比较彼此的鸟类笔记。她说自己主要参考的资料还是前几年我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发表的每月观鸟笔记。我在雅安最后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徒步、观鸟……见到了差不多40种鸟。”   讲座中，姜虹从戴珍与先生戴谦和在中国的从教经历讲起，讲述了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中叶被遗忘的一段观鸟历史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力。戴珍的观鸟实践延续了维多利亚博物学文化的潮流，顺应了奥杜邦运动呼吁的鸟类保护，也反映了当时业余观鸟活动与职业鸟类学之间的张力。戴珍在1930年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上海鸟类》是写给那些想在鸟类栖息地观察它们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馆标本研究鸟类的人。从这点上讲，它比我其他所有鸟书都更适合我。当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鸟类和四川的鸟类相同。” 在博物学复兴的今天，戴珍以观鸟先驱的身份浮出水面，已经成为成都鸟类博物学的一张名片。姜虹在讲座中还谈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因为女性在观鸟中一直处在助手、配角的地位，且并未融入鸟类研究的共同体中，因而像戴珍一样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后来，有人评价戴珍：“她的文章彰显了她的勇气，将鼓舞有志之士行动起来，把知识分享给他人。如果全中国爱鸟之人都能以成都为榜样，关于鸟类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会丰富起来。”   讲座后，主持人张晓天就讲座内容以及科学传播、读书等话题与姜虹展开深入对谈，现场观众也纷纷互动交流，场面十分热烈。   【撰稿：伊墨 ；摄影：曹飞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