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9日，四川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姜虹受邀来到科博为观众讲授《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本次第41期科博沙龙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张晓天主持，校内外三十余位观众聆听了讲座。 20世纪初，成都和上海等地开启了中国的观鸟历史。美国人戴珍（Jane B. Dye）与丈夫戴谦和任教和生活于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观察鸟类三十余年。姜虹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了解到这一段历史，并开始了文本和实物的研究。20世纪初，随着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作为一项大众爱好和科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戴珍将这一项活动延展到中国，从四川的城墙、钟楼、山坡等地通过望远镜俯视观察鸟类行为。当时的中国鸟类研究主要依靠标本收集，戴珍具有便利的收集条件，但她拒绝加入收集队伍，她坚信野外观察也是有效的研究方式。她将观鸟当成习惯，细致地记录、描述和鉴定鸟种、分析习性和行为、发表鸟类文章、举办讲座等，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周围的人。戴珍在回忆与Beck女士到雅安观鸟时写道，“我们度过愉快的观鸟时光。她研究鸟类已经几年了，我们比较彼此的鸟类笔记。她说自己主要参考的资料还是前几年我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发表的每月观鸟笔记。我在雅安最后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徒步、观鸟……见到了差不多40种鸟。” 讲座中，姜虹从戴珍与先生戴谦和在中国的从教经历讲起，讲述了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中叶被遗忘的一段观鸟历史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力。戴珍的观鸟实践延续了维多利亚博物学文化的潮流，顺应了奥杜邦运动呼吁的鸟类保护，也反映了当时业余观鸟活动与职业鸟类学之间的张力。戴珍在1930年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上海鸟类》是写给那些想在鸟类栖息地观察它们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馆标本研究鸟类的人。从这点上讲，它比我其他所有鸟书都更适合我。当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鸟类和四川的鸟类相同。” 在博物学复兴的今天，戴珍以观鸟先驱的身份浮出水面，已经成为成都鸟类博物学的一张名片。姜虹在讲座中还谈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因为女性在观鸟中一直处在助手、配角的地位，且并未融入鸟类研究的共同体中，因而像戴珍一样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后来，有人评价戴珍：“她的文章彰显了她的勇气，将鼓舞有志之士行动起来，把知识分享给他人。如果全中国爱鸟之人都能以成都为榜样，关于鸟类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会丰富起来。” 讲座后，主持人张晓天就讲座内容以及科学传播、读书等话题与姜虹展开深入对谈，现场观众也纷纷互动交流，场面十分热烈。 【撰稿：伊墨 ；摄影：曹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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