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年凯（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
藏品名称既是博物馆库房总账或分类账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观众参观展览时了解藏品的最快和必要途径。给博物馆藏品定一个不同于其它藏品、最能体现其特征的名字，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不言而喻。1990年，杨海峰和韩奎元曾对藏品定名下过一个定义：所谓博物馆藏品的定名，就是博物馆在对其藏品进行科学鉴定和分类的基础上，为了藏品保管与利用的方便，根据对藏品的主要内容、特征和用途等诸因素的综合考虑，而给博物馆藏品下的简明、确切、规范的称谓。
“见其名如睹其物”，是博物馆从业者对藏品定名工作约定俗成的标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博物馆建设的兴起和博物馆学的发展，博物馆界同行对藏品定名这个问题有了很多讨论，提出不少真知灼见，国家或地方层面的相关机构也出台了多项指导性文件。然而，这些讨论和文件里涉及的主要是历史或艺术类博物馆里的文物藏品，少见近现代的科技类藏品。近几十年来，藏品定义逐渐发生转变，如有学者这样定义博物馆藏品——“博物馆根据收藏标准和履行特定工作程序收藏、管理的人类和人类环境的物证”。近现代藏品逐渐进入了博物馆学者的讨论范围。
然而，作为近现代藏品的一种，科技类博物馆的科技藏品尚存在定名规则不统一的问题。一方面，藏品定名不规范对今后科技类博物馆的藏品保管与利用、藏品的科学研究、国内和国际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博物馆陈列展览和公共教育都会造成一定的障碍。另一方面，这种定名规则不统一也是科技类博物馆事业尚未完全标准化、专业化、科学化的体现。在文史类博物馆同行已对该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开始按照统一的定名规则开展藏品工作的情况下，科技类博物馆界应早日制定一套通行的藏品定名规则，以促进科技类博物馆事业的良性发展。
本文首先回顾国内博物馆藏品定名历史，然后分析科技类博物馆科技藏品的定名现状，并在伦敦科学博物馆案例研究基础上，以正在筹备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为例，提出对科技藏品定名的建议。
一、中国博物馆藏品定名的回顾
1986年，文化部《博物馆管理办法》中规定“自然标本按照国际通用的有关动物、植物、矿物和岩石的命名法规定名；历史文物定名一般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年代、款识或作者；特征、纹饰或颜色；器形或用途”。可以看到，当时对于博物馆藏品的认识还比较局限，办法中的定名只针对自然标本和历史文物。
1989年，王根发提出定名需具有“通报性”“同一性”和“检索性”，认为定名要体现出时间、质地和通称。1990年杨海峰和韩奎元把定名方法归为六大基本要素，即年代(时间)、物主、地区、事件（用途）、待征和通称，并提出：年代范围越小越好；物主包括创造者、使用者和收藏者，定名取其中一项；地区分为生产地区和使用地区，也应尽量具体；事件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具体事件，应选最具有特色及最能说明问题者作为描述对象；通称包括藏品的学名和俗称，应依据学名而定。冯林英认为藏品名称是藏品特征的高度概括，藏品的年代（款识、作者、产地）、工艺（质地、纹饰、颜色）、器形（功用）需有选择地体现出来。
1991年，傅玉芳和任常中认为博物馆藏品定名不统一，主要是各馆对于藏品定名的依据不统一，需要从众多因素如藏品年代、作者、产地、铭文等选择最基本的因素，即藏品的特征、质地和通称，所举例子如“瑞鸟纹葵式铜镜”。1993年祝敬国提出“藏品名＝时期年代＋作者产地＋工艺技法＋纹饰题材＋材料质地＋器别形制”，允许出现字段的简省与空缺。同年，国家文物局编写了《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提出藏品总登记账的名称由两部分组成，即特征和通称，前者指使得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要素，如年代、款识作者、铭文、纹饰、质地、颜色、器形等，后者指社会生活中人们对物品的通用称谓，例子有“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黄玉龙”“唐彩绘长衫女佣”等。该手册成为全国众多博物馆的收藏保管指南。1996年陈国安提出以时代（铭文、款识、作者、窑口等）、制作工艺（纹饰、颜色、质地、形制等）、通名（器形或功用）为定名的顺序。1997年张伟琴提出“文物藏品名称＝间接特征＋直接特征＋质地＋通称”，其中间接特征指“多需靠人为记载、描述或判断加以显现的因素”，如时代、作者、族别、产地、用途，直接特征指“直接存在于实物上，可见性强的因素”，如铭文、款识、纹饰、颜色、外形，例如“明万历款葵形五彩瓷盘”，这里，“明”（时代）是间接特征，“万历款”（款型）、“葵形”（外形）和“五彩”（釉色）是直接特征，“瓷”是质地，“盘”为通称。这一时期，也有人专门讨论某一类别的藏品的定名法，如1991年胡丹论述了字画藏品定名，1993年胡昌建以铜器、瓷器、书画藏品为例，提出以时代、质地、器名作为定名要素，1994年丁送来讨论了陶瓷类藏品定名。
2000年以来，有不少同行从自身的博物馆实践出发，总结藏品命名的经验。2000年韩奎元介绍了军事博物馆里的武器定名，提出武器的定名因素有国别、式样、口径、作者、物主、作用、名称和通称，其名称应该由物主和作者、特征和用途、式样、名称和通称等5个要素组成。2006年张锦秀以北京市雍和宫为例，总结了民族文物的定名经验，认为在不影响文物内涵的前提下，应尽可能把汉语的称谓作为民族文物藏品的名称。2009年潘奇燕根据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的实践经验，提出三条原则：（1）指明质地、款识；（2）外在主要的辨识特征，如纹饰、颜色、形状；（3）与其使用属性相符发部件专有名称/器物。2014年任万平总结故宫博物院器物类文物通用名称为“款识＋质地＋纹饰＋造型＋器名”，允许个别文物名称有缺项。
由于近现代文物本身具有不同于古代文物的特殊性，博物馆同行也逐渐开始讨论近现代文物的定名方法。2012年尹静认为近现代藏品可分为实物和文字材料两部分，其中实物藏品定名要素包括地区、物主、事件、用途、通称等五项内容。2013年王秀艳提出，从外在的价值上看，大量的近现代文物不像古代文物那样具有较高的艺术、观赏等价值，“而是靠它的代表性与生动的情节性、特殊性来体现它不平凡的内在价值”，名称的通称前应包括物主、地点、事件、用途等。王秀艳认为时间不必要出现在定名中，这与2014年桂星星的观点形成对比，后者认为近现代文物定名应用时代、物主、事件、地点、用途等直接表述藏品，名称中的年代信息一般应标示主要历史时期或公元纪年。2018年董艺在论述民族文物的命名时，认为时代在名称中的意义一般不重要，可根据其重要程度舍取。2019年王胜兰从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工作出发，总结了其对藏品断代的经验，如能确定哪一年的藏品，登记为XX年，不能判断年份的，要确定一个年代指向，比如民国、20世纪50年代等。显然，近现代藏品定名中是否要增加“时代”项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早在1997年，张伟琴就认为时代反映古代文物藏品的历史价值，但对近现代文物及民族文物的意义并不十分重要。
2012年至2016年，我国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在理论上规范了文物定名工作，也从实践角度具体提出定名的要素，以及各要素之间的排列顺序等要求，还按类别为文物定名确定了内容标准，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2013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关于文物保护行业标准《馆藏文物登录规范》（WW/T 0017-2013），明确规定藏品名称包括年代、特征和通称：年代指文物的制造年代、或使用年代，或形成年代、或生存年代；特征指文物的主要特征，如主题纹饰、主要工艺、主要内容、质地、主要作者以及产地、物主名、民族名、国名等。并且定名要素应按照年代、特征、通称顺序排列。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与1986年《博物馆管理办法》和1993年《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手册》不同的是，2013年《馆藏文物登录规范》以及随后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普查藏品登录操作手册中，在藏品定名部分均涵盖了近现代藏品的定名规则及例子，包括：
武器：“年代”＋“物主”（事件）＋“特征”＋“质地”＋“器形”（用途），如“1927 年朱德在南昌起义时使用的驳壳枪”。
交通、运输工具：“年代”＋“特征”＋“属性”＋“器形”（用途）如“近代湘西地区四人抬花轿”“1952 年成渝铁路第一列火车”。
生产用具：“年代”＋“特征”＋“质地”＋“器形”（用途），如“1872 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造船工具”。
可以认为，我国博物馆界30多年来对藏品定名方式的意见，是随着博物馆发展和藏品定义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虽然目前尚没有明确的科技藏品的定名方式，但藏品名称应包括年代、特征和通称的通行规定值得作为重要参考。
二、科技藏品定名中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作为近现代藏品的一种，科技类博物馆的科技藏品尚存在定名不统一的局面。举例来说，中国科技馆挑战与未来展厅的“太空探索”展区有“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科技与生活展厅“交通之便”展区有“福特T型车”，可知其藏品以品牌或工程型号加通称来定名；中国印刷博物馆的藏品定名也尽量从简，如其馆藏的上海劳动仪表厂1962年产的手动照相排字机定名为“手动照相排字机”，其它类似的藏品名称还有“手扳架印刷机”“万灵自动铸字机”“海德堡早期铅印机”等；中国电影博物馆收藏了多种类型的放映机、摄像机，其定名规则多为“品牌＋通称”，如20世纪初德国蔡司产的第一代使用35毫米胶片的电影摄影机定名为“蔡司依柯电影摄影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瑞士鲍莱克斯公司生产的手持16毫米电影摄影机定名为“鲍莱克斯电影摄影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的电子科技博物馆既用简称，如胶片投影仪、电子管毫伏表；也用“品牌＋通称”，如夏普收音机、飞歌电子管收音机、西门子数字无绳电话机以及联想386计算机。
也有科技类博物馆在名称中体现了时代和国别要素。北京汽车博物馆的藏品定名方式为“品牌＋型号＋类型（时间＋国别）”，例如劳斯莱斯银魅汽车（英国，1926年）、东风CA-71汽车（仿制品）（中国，1958年）、 杜瑞亚L型汽车（美国，1903年）。上海气象博物馆（即徐家汇观象台旧址）的藏品命名方式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处，例如气压计/温度计（法国，约1900年）、自记气压计（法国，20世纪初）、八分仪（瑞士，约1900年）、气象图传真发片机（中国，约1980年），但未标明展品的厂家或品牌。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定名不统一的问题？首先，文史类博物馆的文物藏品和科技藏品的区别显著：文物年代悠久，质地多样，所以文物的名称需体现出时代和质地，以突出其特征；而科技藏品为近现代的产物，质地又多为现代材料的复合。这些区别使得科技类博物馆从业者基本没有采取文物的定名方法，如上文所举科技藏品名称例子中，均未注明其质地为何，且大多没有提及时代，即使像北京汽车博物馆和上海气象博物馆标明藏品年代，也是放入后面的括号里作为补充。这种现象并不为科技藏品独有，上文已指出不同博物馆对近现代藏品的定名是否要加入时代要素也存在争议。科技类博物馆还是多用各自的习惯做法，直接用“通称”或“品牌＋通称”作为名称。其次，除却时代和质地要素，文物藏品还有种类繁多、样式复杂的特点，这使得其定名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天然区隔了非文物的参与。文史类和科技类博物馆的交流仍然偏少，缺乏沟通渠道，中国博物馆协会保管专业委员会缺少科技类博物馆的同行等等，这些都使得科技类博物馆从业者未能及时汲取文物定名的经验，至今仍以较随意的方式开展与藏品名称相关的工作。
三、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实践
西方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从19世纪开始发展，在藏品管理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藏品定名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探究科技藏品的定名是大有裨益的。本节以伦敦科学博物馆为代表展开论述，该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科学工业博物馆 ,现属于英国科学博物馆集团。检索伦敦科学博物馆官方网站发现，所列藏品一般有两个名称，一简一详，简称放于图片上方，详称置于图片下方的说明部分；名称多以“年代＋特征＋通称”为规则，名称中多用逗号将年代和特征部分隔开。
对于历史实物，如17世纪约翰·纳皮尔（John Napier）发明的算筹，英文名称为 Napier’s Bones, c. 1690.（约1690年纳皮尔的骨筹），其说明中的详称是Set of Napier’s rods in boxwood case（黄杨木箱中的一套纳皮尔棒）。这里，简称是更为流行的约定成俗的叫法，详称是对物品样貌的详细描述。又如法国19世纪著名微生物学家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使用过的显微镜，简称为Louis Pasteur’s compound microscope (路易斯·巴斯德的复式显微镜)，只看这个名称无法得知这台显微镜究竟是巴斯德制造的，还是他使用过的。详称 Compound monocular microscope used by Louis Pasteur（路易斯·巴斯德使用的复式单目显微镜）说明了这是他使用过的显微镜，并且还体现了这台显微镜“单目”的特征。
英国生物物理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美国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1953年在剑桥卡文迪许实验室搭建了DNA分子结构模型，伦敦科学博物馆收藏有利用当时的若干原始金属板重新搭建的模型，并将之称为 Crick and Watson's DNA molecular model（克里克和沃森的DNA分子模型），详称为 Reconstruction of the double helix model of DNA, using some of the original metal plates, by Francis Crick and James Watson, England, 1953（使用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詹姆斯·沃森1953年在英国所用原始金属板复原的DNA双螺旋模型），说明这并非完全是原来的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鲁斯卡（Ernst Ruska）重返西门子公司，于1954年研制成功了Elmiskop1电子显微镜，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台电子显微镜。伦敦科学博物馆收藏了牛津大学曾经使用的这台电子显微镜的部件，简称是Maincomponent of Siemens ‘Elmiskop 1’ electron microscope（西门子“Elmiskop 1”电子显微镜的主要部件），详称为Main component of Siemens Elmiskop 1 electron microscope, the first electron microscope used in the Department of Human Anatomy at Oxford, c. 1950（1950年牛津大学人体解剖学系使用的第一台电子显微镜——西门子Elmiskop 1型电子显微镜的主要部件）。详称更全面体现了这台电子显微镜的历史。
伦敦科学博物馆也收藏有不少现代科技产品，比如1925年生产的纸带打印机，简称No.I.T. Morse tape printer,1925（1925年I.T.摩尔斯纸带打印机），详称No. I.T. Morse tape printer, manufactured by Creed and Company Limited, Croydon, London, England, 1925（1925年英国伦敦克罗伊登克雷德有限公司制造的I.T.摩尔斯纸带打印机），详称增加了时间和公司信息。又如英国生产的第一台电视机，1950年代胶木电视的标志性产品BushTV22 Television Receiver, 1945—1955，即1945—1955年布什TV22电视接收机，其详称为Bush TV22 9 inch television receiver, made by Bush Radio Limited, England,1945-1955. With band III convertor, 1957.（1945—1955年由英国布什广播有限公司生产的搭配1957年III波段转换器的布什TV22型9英寸电视接收器），其详称增加了诸如部件、尺寸信息。
也有藏品的两种定名相同，如飞利浦公司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一款单声道盒式录音机，简称和详称均为Philips battery powered portable tape recorder EL3302, 1956-1963（1956—1963年飞利浦电池供电便携式EL3302型磁带录音机），这种藏品多为流行的科技产品。
据以上介绍，可以认为英国科学博物馆在藏品定名上与我国博物馆的现行规范有异曲同工之处，不论是历史较久的仪器，还是复建模型，抑或科技产品，其简称和详称均以“时间＋特征＋通称”为规则，只不过详称更加突出了藏品的特征。当然，由于英语的语法习惯，其名称的特征和年代通常置于通称后面，之间用逗号隔开——这对于中文名称显然是不合适的：一件藏品的中文名称，年代和特征应作为定语置于通称的前面。
四、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尝试
本文最后以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几件藏品为例，尝试提出定名意见。首先，对于著名科学家使用或购买的藏品，建议以“年代＋历史人物和事件＋通称”为规则。叶企孙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和爱国者，对中国的物理学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叶企孙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曾送给清华大学职员金伯儒先生一张他使用的八仙桌，金伯儒的女儿金云萍女士于2019年将这张金家珍藏80余年的八仙桌捐赠给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使人们观赏并永远缅怀纪念叶企孙先生”。考虑到这张桌子的历史流转经历，可以将之命名为“1930年代叶企孙赠金伯儒八仙桌”。
又如中国机械工程学家、教育家、中国机械史学科的奠基人刘仙洲先生1946—1947年在美国访学时，曾购买过求积仪等科学仪器。刘仙洲的后人将这些仪器捐赠给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该求积仪可命名为“1946—1947年刘仙洲购求积仪”。类似地，我国著名的土木工程与环境工程教育家、现代给排水工程创始人之一陶葆楷先生同时期从美国购买过一台高压灭菌器，可以命名为“1940年代陶葆楷购高压蒸汽灭菌器”，如果要突出厂家，还可以扩充成“1940年代陶葆楷购美国布兰霍尔公司产高压蒸汽灭菌器”。
对于具有较独特历史经历的藏品，可以以“年代＋历史事件＋（型号）＋通称”为规则。20世纪50年代末，在中国自动控制学科和计算机学科的开拓者钟士模教授的主持下，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三自由度飞行模拟实验台，可以定名为“1959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研制的三自由度飞行模拟实验台”。改革开放后，1980年５月，刘达校长等清华大学领导和教授组成代表团访问美国，纽约清华同学会作为代表团在纽约访问的东道主，赠送了一台德州仪器公司产的TI59计算器，外包装上写有笔迹“纽约清华同学会赠送 1980年5月”，为了体现这段交流史，可将之命名为“1980年纽约校友会赠清华大学代表团TI59型可编程计算器”。
当然，大部分藏品背后既无著名科学家的故事，也没有较独特的历史背景。如上文所举的英国科学博物馆所藏的飞利浦公司产的录音机，我们可以把“年代＋厂家/型号＋通称”作为这类藏品的命名规则。举例来说，清华大学电机系捐赠的一台“十进式容电箱”，为上海沪光科学仪器厂在1963年制造，型号是219-0, 可以将之定名为“1963年上海沪光科学仪器厂造219-0型十进式容电箱”。不过，正如《馆藏文物登录规范》注意事项提到的，“近现代馆藏文物、文献文书类馆藏文物等命名中用字描述较多，应尽量精简内容，用词精简准确，但不能因字数限制而省略主要内容”，本着这个原则，我们或许也可以把上述藏品定名为“1963年沪光210-0型十进式容电箱”或“1963年沪光十进式容电箱”。如果该型号的容电箱有多台，可以在后面加短横线和阿拉伯数字编号作区分。还需要注意的是，国别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产于国外的产品需注明具体国家。另外，名称里的通称需要准确，且不宜用俗称，如“收录机”不应写成“收音机”或“录音机”。
本文原载于《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1年第1期，第6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