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展丨蒋澈:草药典籍中的植物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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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信睿周报》第58期,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走近一位博物学爱好者的书架,首先映入眼帘的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动植物图鉴或图谱。当然,在今天,书籍可能已经不是储存博物学知识的唯一载体了,但人们在了解博物学这门认识和记录自然物的学问时,似乎总也离不开用丹青、胶片或像素点阵来呈现的图像。我们甚至很难设想失去了图像(或者只具备某一类特定图像)的博物学会是什么样。同样,科学史研究需要去探讨种种“习以为常”的知识形式的由来,其中就包含图像。时常翻阅科学史读物的人也许已经注意到,科学图像正在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宠儿——种种历史上的图像材料,已经不再是科学史通俗读物中用来引起读者兴趣的佐料,而是被科学史家当作需要解释和研究的历史现象。

作为一名业余博物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史研究者,我深深迷恋着图像。我相信,博物学图像一方面可以提供关于自然物的知识(以及视觉上的享受),另一方面也是通向反思的入口——比如,博物学中的图像形式或内容就常常唤起我们的惊异感与陌生感,促使我们思考它的由来。在与博物学有关的诸多图像中,关于药用植物(或“草药”)的图像又最吸引我的注意,因为植物药用的历史极为悠久,草药知识广泛存在于东西方,可获得的史料特别丰富。

2020年底,四川大学的博物学史研究者王钊博士向我提议一起整理一批来自东西方不同时代的草药图像,并策划一场以此为主题的展览。这个设想得到了正在筹建中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热情支持。王钊博士动员了几位收藏者,给我寄来了上百张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草药图像原件、多册东亚本草古籍(不少是和刻本),以及部分复制件或现代影印本——王钊博士还和宋画爱好者一起仿绘了几张中国古代的药图。这些珍贵的材料几乎覆盖了东西方最重要的草药文献。经过一个月的整理,我从中挑拣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图像,清华大学几位爱好植物的同学也协助我查阅了相关资料,最终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展览。我们把它命名为“百草可观——中西药用植物图像展”,于2021年5月中旬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开幕。

所谓“可观”,一方面当然是指这些草药图像值得观看,有美学上的价值;另一方面,我们也希望邀请观众一起探讨这样的问题:为何“观看”成了人们接近草药知识的途径?草药又可以怎样的方式被观看?我倾向于将媒介形式(印刷、手绘等)视为一种思路——因为我相信,承载图像的媒介并不是中性的,它也帮助塑造了知识呈现的形式。

对于草药知识的发展史,现有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很经典的历史叙事。这套历史叙事告诉我们,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欧洲,草药知识都具有很强的连续性。换言之,并不是每个历史时代都要另起炉灶,用一套全新的语言和形式来叙述草药知识。东西方草药知识都有可追溯的、稳定的谱系,最初的经典文本起着凝结核的作用,新生的知识附着在其周围积累、生长——这种图景是极为有趣的。

在国人较为熟悉的中国本草学中,这个“凝结核”就是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又称《本经》或《本草经》)。该书是本草学中最为重要的经典,记录了365种药物,将其分为上、中、下三品。后世的本草典籍一般都以《神农本草经》为权威的知识来源,并不断以其为骨架,补充新的草药知识。在现今的中医领域,《神农本草经》仍是至关重要的典籍。

在欧洲,地位类似于《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是古罗马医师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oscorides)的《论药物》(De materiamedica)。这部作品共有五卷,还被翻译成拉丁语和阿拉伯语,从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一直流传,并出现了针对它的各种评注(commentaries),这一时期的其他草药书也常常征引该书的说法。到文艺复兴时期,复古之风大起,古希腊罗马时代的科学知识受人文主义者追捧,《论药物》持续流行于当时欧洲的医学院。拉丁文书名中的materia medica意为“药用物质”,后来成了一个学科(可译为“药物学”)的代称。

在这种以连续谱系为特点的知识史图景下,图像有着特别的意义:一,最早的东西方药物典籍是没有图像的,后世为它们绘制的图像都是对其所记载植物的一种诠释,这些解释自然不会完全一致,这就带来了名物对应问题,且这一问题将长期存在;二,关于药用植物的知识在增长,人们既可以用图像整理和规范既有的草药知识(如《唐本草》的药图与宋代的《本草图经》),也可以借图像引入关于草药的地方性新知识;三,和文本知识一样,药物图像的制作与生产具有很强的连续性,图像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继承谱系——许多草药书中的图像并非原创,而是和文本一样,承袭、仿绘自其他著作。[1] 这意味着,草药图像并不一定代表实地观察的经验,而是被更广的视觉文化和文本传统所规训。

印刷术被发明和采用之前,书籍和重要的文本都是通过手抄的形式来传播的。即便在印本书籍诞生之后,这种“写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也未完全断绝。在这种文化中,随书的图像大多都是手绘的。可惜的是,早期的写本材料难以完整保存。比如,在埃及出土过缮写于公元1或2世纪的希腊文草药书残片,其上绘有草药图像,但已十分残破。后来,欧洲人的书写材料从莎草纸转为羊皮纸,书籍的样式也从卷子本转为册子本,我们才得以见到完整的绘图写本。中世纪欧洲留存下了许多草药书抄本,其中不少绘有图像。令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写本时代的人们对图像的知识功能多少有所质疑。因为就写本这一媒介而言,图像的手工复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古罗马博物学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曾经在自己的百科全书式巨著《自然志》(Histoire naturelle)中这样评论绘制药用植物图像的做法:

他们绘制出植物的相似性,并在下方注明植物的特性。但是,当颜色杂多时,图像却是误导人的——当其目的是摹仿自然时,尤其如此;缮写者的准确性也会产生数重危险,带来许多不完美之处。此外,只绘制每种植物生命中的某一时期也是不够的,因为它会随着一年的四季变化而改变其外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其他作者只给出言辞的描述,有些人甚至不会描述植物的外形……[2]

按照老普林尼的说法,植物的图像乃至形态描述在古典时代并不十分流行。与实地观察和领会植物的内在本性相比,对植物图像的“观看”可能并不必要。对于今天热衷于查阅图像的博物学爱好者来说,这样的看法无疑十分陌生。同时,古典和中古时代还存在另一种今人熟悉的现象——审美或艺术的需要有力地促进了草药图像的生产。在欧洲,最让人惊叹的中世纪绘图草药写本当属《论药物》的维也纳抄本(Vienna Dioscorides)。抄本共491页,绘有400余种动植物,绘图与设色十分精美(见图1)。制作这样庞大的写本,需要付出很高的成本,因此这一写本并不为寻常医家所用,而是贵族观赏的艺术品。中世纪出现的各种精美的草药书可能也是类似性质的读物,如《草药论》(Tractatus de herbis)。这些抄本的图像居中,文本很少且环绕在图像周围(见图2)。这意味着,在抄本制作过程中,图像是先行绘制的,文本只是图像的附注,这颠覆了经典文本统辖图像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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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论药物》维也纳抄本中绘制的酸浆(Physalis alkekengi L.)。

图2 《草药论》(大英博物馆所藏抄本)中的一页,图中所绘的魔鬼在躲避据说可驱魔的贯叶连翘(Hypericum perforatum L.),又称“圣约翰草”(St. John's wort)。

 

在中国,代表性的手绘本草图谱有南宋王介的《履巉岩本草》(现存明抄绘本)和明代刘文泰等编纂的《本草品汇精要》。前者是一部地方性的本草著作,所绘植物主要是当时生长在杭州一带的山地药用植物;后者是明代的官修本草作品,有彩绘药图1367幅,但从未刊印,因此一般的民间行医者很难得到,但对艺术留有影响,一些当时的画家显然利用过该书的抄本。明代的《食物本草》《金石昆虫草木状》《本草图谱》都大量仿绘了《本草品汇精要》中的图像。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康熙年间,清宫曾对《本草品汇精要》进行过重绘,乾隆年间的法国传教士汤执中临摹了这一重绘本,后其画稿在法国整理出版——这是中外博物学交流史的重要一页。

从宋代起,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中国的本草绘图也进入了版刻时代。在同一时期,由于前代本草典籍的流散或亡佚,以及四方异域药物的不断流入,宋代官府和士人提出了修订本草典籍的任务。宋仁宗嘉祐年间,在官修的《嘉祐补注本草》成书的过程中,修校本草的士人联合上书,建议官府广泛搜集各地药物,“逐件画图”“别撰图经”,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于是《本草图经》一书诞生。虽然这本书也亡佚了,但后来的许多本草书(特别是《大观本草》《政和本草》《绍兴本草》等)都征引、仿绘了其中的图像(见图3)。由于印刷工艺的需要,木刻本中的本草图像都是墨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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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中的“荔枝”(Litchi chinensis Sonn.)一页。

 

印刷术使得图像可以精确地大量传播,写本时代的困扰不复存在,这使带图像的书籍盛行起来,而且经常多书共用一图。印刷术的时代也是市民文化勃兴的时期,植物图像逐渐开始不仅为医学领域所用,而且出现了博物学的特征。在陆游的诗作《闲咏园中草木》中,“未暇开编寻本草,且将名品问山僧”一句中的“寻本草”被视为一种士人的遣闲活动。

西方的印本书籍则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以木刻本为主。木刻插图是凸版印刷,可与同属凸版印刷的活字放在同一页上,形成“图文并茂”的配合。而凹版印刷(如铜版画)只能单独印刷,这便是后来博物学著作中流行的图版(plate)的由来。早期的欧洲印本图书在形制上还留有中世纪写本的特征,比如会在印刷后再手工描出装饰用的红字。

德国博物学家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的《植物志注》(De Historia stirpium commentarii insignes)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图像草药书之一。这本书有500余幅木刻插图,由阿尔布莱希特·迈耶(Albrecht Meyer)、海因里希·富勒毛勒(Heinrich Füllermaurer)与维图斯·鲁道夫·史派克勒(Vitus Rudolph Speckle)绘制。今人难以想象的是,对这些画师的监管是富克斯面临的一大问题,他这样描述道:

至于图片本身,每一幅图都描绘了活植物的线条和外形。我们需要特别小心,这些图片应当绝对正确,我们要付出最大的勤勉,以让每种植物的根、茎、叶、花、种子和果实都得到描绘。我们一再有意地避免对植物自然形态的歪曲,不让它们被画家为艺术荣耀而采用的光影和其他手法掩盖住。我们也不允许匠人放任他们的兴致,使图画不能精确地符合于真相。[3]

这里所谓“正确”图像的标准有时也令现代人惊异:富克斯认为,植物应当“完整无缺”地呈现于纸面,但这种“完整”意味着画师须把植物的不同生活阶段(萌芽、开花、结果)同时呈现在一株植物的形态上,或将植物的不同变种整合在同一图像上(见图4)。[4]

释展丨蒋澈:草药典籍中的植物图像-Picture3

图4 富克斯《植物志注说》德文本中绘制的二月瑞香(Daphne mezereum L.),同时绘有花和果实。

 

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流行实践,是对植物图像进行手工设色。木刻技术为图书和知识带来的齐一,也因上色而产生了差异,这一点与中国刻本本草书的情况有所不同。

铜版印刷、石印等技术为植物图像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其成果正是我们今天最为熟悉的植物科学画。铜版画使得艺术家能以极为精细的方式呈现植物的各个部分,这也对应于18世纪以来林奈所代表的分类学实践。以形态学为核心的近代分类学要求画师尽可能精确地描绘植物各个器官的细微结构,突出重要的、本质的细节,以将植物区别于近缘类群。在典型的现代植物学图像的绘制中,有时不仅要分绘出植物的不同部分,还需呈现其内部的解剖结构(见图5、图6)。这种对图像的“观看”,要求读图者能够理解植物分类学的科学语言,同时也使这种科学性的视觉成为博物学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植物科学画逐渐成为大众的知识和审美对象。摄影和影像时代的新视觉经验会如何改变下一代乃至数代人所熟悉的知识形式,这也许是未来可探讨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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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克勒(Hermann Adolph Köhler)所著《药用植物》(Medizinal-Pflanzen)一书中绘制的欧锦葵(Malva sylvestris L.)。

图6 《原色中国本草图鉴》中新疆百合(Lilium martagon L. var. pilosiusculum Freyn)的画稿原件。

 

撰文|蒋澈

注释

[1]   郑金生, 张志斌. 本草纲目药物古今图鉴: 总论与水火土金石部[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龙门书局, 2020.
[2] PLINE L' ANCIEN. Histoire naturelle: Livre XXV[M].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2003: 28-29.
[3] 布莱恩·欧格尔维. 描述的科学: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M]. 蒋澈,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292-293.
[4] 关于以富克斯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博物学的图像实践, 可参见: 楠川幸子. 为自然书籍制图: 16世纪人体解剖和医用植物书籍中的图像、文本和论证[M]. 王彦之,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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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日活动走进北京市盲校开展科普讲座

2024年5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党支部与人文硕231党支部、北京市盲人学校学发中心党支部、党政办党支部联合举办“支部共建走进盲校,奉献爱心服务群众”主题党日活动。来自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20多名师生来到具有150年悠久历史的北京市盲人学校。   本次盲校之行的第一站是参观校史馆。盲校老师详细介绍了北京市盲校的发展历史脉络,带领大家深入了解中国第一家盲校“百年追光”的艰难历程和辉煌成就。150年来,盲校的发展得益于一代又一代致力于特殊教育的先驱们的不懈奋斗,他们以无比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开创了视障教育的先河,使盲校成为推动社会包容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随后,师生党员们还在盲校学生发展中心主任张伟平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学校的食堂、“百蔬园”、体育馆、美工教室等场地,全面了解盲校学生们的日常学习与生活情况。   在美工教室,师生党员们欣赏到盲校学生们精妙绝伦的美工作品,惊叹于他们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为盲校教师有效的特殊教育成果所折服。科学史系党支部也借此机会,向北京市盲人学校捐赠了一批盲童手工课需要的手工材料、科学史图书、科博明信片等纪念品,助力支持盲校学生的精彩成长和全面发展。   下午15:00,在盲校的八角报告厅内开展“光明大讲堂”科普讲座。第一场讲座“科学史中的伟大科学家”由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杨智明博士主讲,听众为盲校小学学段的学生。杨智明向学生们介绍了科学史上做出伟大贡献的十位科学家,通过提问互动的方式传递科学知识,展示科学魅力,现场氛围轻松愉快、反响良好。第二场讲座主题为“天工开物——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与创造”,由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的博士后张万辉主讲,听众为中学职教学段的学生。张万辉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阐述了工匠精神和创新思维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性,拓宽学生知识面,激发了学生们对未来发展的热情与信心。两场精彩的科普讲座赢得盲校学生们的热烈掌声。   本次联合主题党日活动,科学博物馆馆员与科学史系老师发挥科学史专业特长为北京市盲校带来科学教育讲座,弘扬了科学家精神,培养了爱国情怀,普及了科学知识,鼓励北京市盲人学校的同学们学习科学知识,用智慧和勇气去遇见科学、预见未来!   文案|李凯旋 审核|刘子琪、范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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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科学家精神 | 朱邦芬院士畅谈“杨振宁先生、黄昆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对学生成长的启示”

5月12日,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做客“传承科学家精神”第三讲,作题为“杨振宁先生、黄昆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对学生成长的启示”的报告。清华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副处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袁丽丽,学生科学传播协会会长李志刚以及百余名学子参与活动。此外,北京城市学院的师生代表也到场聆听。   报告伊始,朱邦芬院士用朴素的语言介绍了他与黄昆先生、杨振宁先生相识的故事。为了让到场同学们都能够清晰了解杨振宁先生、黄昆先生的生平,朱院士介绍了杨振宁先生在专业领域内的13个方面成就,以及杨先生归根清华后为清华大学、为中国做出的5个方面巨大贡献。而对于黄昆先生的成就,朱院士用“两个高峰”来形容黄先生在科学研究中的成就,以“两件大事”(开创我国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学科;长期在第一线从事物理教学,为一代又一代物理学人才的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来描述黄先生对我国发展的重要贡献。 接下来,朱邦芬院士指出:杨振宁先生、黄昆先生能够取得如此优秀的成就离不开一个好的学校环境,“把学校的环境建设好,好苗子就比较容易冒出来”。朱院士结合杨先生与黄先生的学习经历,与同学们分享了好的学校环境具体有哪些表现。 PART/ 01 01      最重要的方面是“优秀学生荟萃”且相互之间充满讨论、辩论以及“追问”。杨先生、黄先生在西南联大就读时,经常相互交流、讨论辩论,他们曾就量子力学中“测量”的准确意义辩论到深夜,熄灯后仍点亮蜡烛,查看海森堡的著作来继续他们的辩论。朱院士认为:一流大学聚集了同龄人中一群最优异的年轻人,要让他们的创造力相互鼓励,产生和淬炼使他们终身受益的智慧、理想、学风和人格。02      其次,“良好的学习风气和学术氛围”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表现。朱院士提到,西南联大的良好学风让杨先生和黄先生都受益匪浅。杨振宁先生说让自己“感动不已”;而黄昆先生则表明,那种对科学不懈追求的精神“渗透到每天的生活中去”。03      第三方面是“良师指导下的个性化教学以至一对一的培养模式”。朱院士强调:“学生从导师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比如黄昆先生并没有同其导师Mott发表论文,但其导师Mott仍对黄先生学术风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04      最后一个体现则是“学生拥有自主学习知识和创造知识的空间”。一如黄昆先生所说:“学习知识不是越多越好、越深越好,而是应当与自己驾驭的知识能力相匹配。”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是了解科研前沿、完成科研工作不可或缺的技能。针对这一点,朱院士特别语重心长地寄语在场同学:“在你们这个最具创造性的年纪,需要有仰望星空的时间,去天马行空。整天做题、准备考试,对你们的发展和创造不是很有帮助的”。在谈论了杨先生、黄先生学习知识的情况后,朱邦芬院士又进一步讲授了两位先生对于创造知识(科研工作)的思想。 PART/ 02 这之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选择未来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杨振宁先生建议学生们:应当选择与物理现象或物理基本结构有直接、简单关系的方向,或是选择有良好推广前景的方向。而作为本科生如何实践杨先生的建议,朱院士提示在场的同学们:“不能急功近利,不要把发文章作为目标。本科生研究的作用是训练渗透式的学习方法,更重要的是去了解不同的领域,去寻找有前途并且自己喜欢的领域。”       选择了合适的研究方向之后,还须明确如何开展研究。朱邦芬院士介绍了杨振宁先生对研究生的“十戒”,其最为核心的思想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宁拙毋巧。此外,朱院士还分享了黄昆先生“三个善于”的思想——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善于提出模型或方法去解决问题、善于作出最重要、最有意义的结论。杨振宁先生的“十戒”思想与黄昆先生的“三个善于”思想,都是从事科研工作需要的宝贵财富。爱因斯坦曾说:“大多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杨振宁先生与黄昆先生的成就来源于他们天才般的学习与科研能力,更离不开他们人格中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PART/ 03       通过朱邦芬院士的讲解,同学们了解到:杨振宁先生曾亲身感受过亡国的危机感,这使得他与我们这代人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他对中国的热爱以及他挥之不去的中美之间的情结是绝对不可以被忽视的。朱院士用“率真”一词概括了杨振宁先生的品格。他能够直言自己的贡献,也毫不避讳地写下了“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杨振宁先生的父亲)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在评价黄昆先生时,朱邦芬院士套用了爱因斯坦评价居里夫人的话语称:意志纯洁、公正不阿的判断、珍惜国家科研经费、学风纯正、始终坚持在第一线做研究、极端认真、谦虚、律己极严、任何时候的社会公仆意识,“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PART/ 04 对于当今的科研工作内卷化现象:朱院士认为,需要将我们的评价体系从“数数”转变为由熟悉的人(如教授、导师等)写信推荐和同行根据成果评价,而其前提是学术诚信体系的完善。但在评价体系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我们作为个体要保持自己做人的底线。有同学想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研究重大问题,但这可能几年之内没有成果,“publish or perish”,在回答时朱院士建议,一方面围绕自己喜欢的方向持续攻关,另一方面也可以做一些相对简易的研究“应对”考核,双管齐下。个人选择与国家需要的平衡问题:选择发展方向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兴趣,其次是自己的能力是否适合,待遇等因素当然也需要考虑。但是,作为清华的学生,还应当有自己的使命感:能做第一流科研的人并不多,清华的学生更应当对人类、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活动结束后,朱邦芬院士寄语道:清华学子应该在自己有兴趣,有能力的领域,做一流的工作,这是我们对国家的责任与使命。   讲座简介——“传承科学家精神”系列讲座是为弘扬和传承科学家精神,助力青年成长,搭建的师生共建交流的新平台。本次活动由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共青团清华大学委员会、清华大学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离退休工作处、科学博物馆、科学史系主办,学生科学传播协会、工物系团委、机械系团委、电子系学生科协、电机系学生科协、未央书院学生科协和新雅书院学生科协协办。本次活动也得到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以及清华大学学生社团发展支持计划的大力支持。 【供稿:THU学生科学传播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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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馆举行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历史科学仪器捐赠仪式

2024年5月15日下午,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历史科学仪器捐赠仪式在清华大学蒙民伟人文楼举行。九三学社清华大学委员会副主委、清华大学分析中心教授邢志,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杰,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市场总监吴岩,北京东西分析仪器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顾好粮,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出席活动并发表讲话。捐赠仪式由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助理、科学史系助理教授刘年凯主持。 邢志首先介绍了我国质谱仪的历史发展,表示近二十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质谱仪的国产替代化,已在研发方面取得一些重要进展。其中,东西分析仪器公司研发的3100型气-质联用仪实现了国产质谱仪器从“无”到“有”的突破,在我国高端分析仪器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张杰回顾了3100型气-质联用仪的研发过程。她提到,1997年,东西分析仪器公司创始人之一李选培先生就初步设想自主研发质谱仪。之后李先生起草了3100型气-质联用仪的设计任务书,为该项目的正式启动奠定了基础。2002年,东西分析仪器公司正式组建研发团队,开始该仪器的设计与研发工作,最终在2006年生产出国内首台商业化质谱仪——3100型气-质联用仪。张杰表示,整个研发过程耗费了众多研发人员的心血和汗水,凝聚了中国几代人在质谱领域的努力和梦想。 吴岩介绍了东西分析仪器公司的发展历程。该公司成立于1988年,至今已逐步形成了包括色谱、光谱、质谱、在线快速检测仪器以及专业仪器等在内的基本产品系列。公司于2013年收购合并了GBC Scientific Equipment Pty Ltd,目前在中国、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设有现代化的生产基地,在全球多个国家设有办事服务机构。此外,吴岩详细介绍了3100型气-质联用仪的研发历程,包括起源、设计、研发和生产等方面的具体情况。他着重介绍了研发团队的构成以及来自社会的支持,强调了团队合作在仪器研发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随后,东西分析仪器公司的技术总监顾好粮分享了当年的研发经历与感悟。他坦言,最初对质谱仪的国产化持有怀疑态度,但进入东西分析仪器公司后,他发现3100型气-质联用仪的每一个细节背后都是自主研发的成果。从硬件开发到应用,再到仪器和四极杆的组装,每一步都离不开付本亮、刘更涛和杜江辉等工程师的攻坚克难,以及背后顾问团队的专业指导。这种坚韧与执着是3100型气-质联用仪成功生产的关键所在。 吴国盛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对东西分析仪器公司的捐赠表示感谢。他介绍到,历史科学仪器的收藏展览在国内往往被忽视,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作为中国第一家收藏型、研究性的综合类科学博物馆,其建设可以弥补这一空白。在后续发展中,科学博物馆将立足清华,面向中国,收藏、研究我国科学和工业发展所获得的突破和成果,在推进科学仪器史等科技史学科发展的同时,为国家科学博物馆的建设打好前站。最后,吴国盛再次对东西分析仪器公司的捐赠表达感谢,并希望后续能够开展更多合作,将这份事业共同推进下去。 随后,吴国盛和张杰共同揭幕3100型气-质联用仪。吴国盛向张杰颁发捐赠证书,在场嘉宾合影留念,并围绕这台3100型气-质联用仪展开了热烈讨论。 参加本次捐赠仪式的还有参与3100型气-质联用仪研发的刘更涛、付本亮、杜辉江三位工程师,仪器信息网编辑部运营经理于潇雨,清华大学学博物馆事业发展部主管范爱红老师,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助理、科学史系助理教授王哲然老师,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办公室主任孟洁老师等。   (赵蓓蓓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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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报: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荣获2023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奖 

2023年底,中国科协办公厅下发关于对2023年全国科普日活动优秀组织单位和活动予以表扬的通知,表彰全国2023年全国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和优秀活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与清华大学学生天文协会联合主办的“YoungTalk 天文科普日活动”被评为 2023年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近日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协会从中国科协领取到获奖证书。 2023年全国科普周期间,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推出全新公教活动栏目“Young Talk”,为年轻人搭建一个自由、开放、轻松的科学分享与交流平台。“Young Talk”天文科普日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与清华大学学生天文协会联合主办,清华大学科学技术协会为支持单位。活动包括青年学生讲座、观影会及新展观展等多项内容,探寻天文史中的伟人之足迹,仪器之奥妙,受到校内外观众一致好评。   (撰稿:范爱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