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发展史”课堂走进清华科博,探寻电子媒介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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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下午,一堂别样而生动的媒介实践课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进行着。新闻与传播学院 “媒介发展史”课程的40余名硕士生一同走进“光电之迹——信息科技先驱手迹展”,追溯光电技术和信息技术影响下的电子媒介发展历史。展览联合策展人、收藏家程昊先生,科学博物馆事业发展部范爱红等诸位老师,志愿者环境学院博士生刘迪波,以及“媒介发展史”主讲教师吴璟薇副教授,一同参加并进行了讲解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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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电之迹——信息科技先驱手迹展”通过展示影响当代信息社会关键人物的手迹,从而串联起从电磁、电报、电话、传真、广播、电视再到计算机、互联网、移动通讯等媒介技术的前世今生展览导言写到:“我们已身处一个信息时代。互联网让世界变成地球村,视频会议消弭了物理的空间距离,而无时不在的电子邮件和信息提醒,则兑现了近60年前麦克卢汉的预言:作为食物采集者的人类重新以信息采集者的身份不协调地出现”。

展览收集了法拉第、约瑟夫·亨利、摩尔斯、贝尔、马可尼、爱迪生、卢米埃尔兄弟,还有香农、肖克利、楚泽、海蒂·拉玛、基尔比、马丁·库帕、温顿·瑟夫、比尔·盖茨、伯纳斯·李等等信息科技先驱的手迹,共展出40余件含有这些先驱及相关人物珍贵手迹的书籍、信札、便条或名片,内容丰富,史料珍贵。展览既向电子和信息技术的先驱进行了致敬,也用“以物证史”的方式勾勒技术进步的轨迹,同时反思了媒介技术之于人类社会的影响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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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主讲志愿者刘迪波在向现场观众展示留声机的原理

 

参展结束后,课程在现场进行了互动研讨,同学们就“为何选择手迹作为展览对象?”“从光到电的历史中哪一段对人类社会影响最大”“手迹作为人类重要的书写方式如何塑造人的主体性”等问题展开交流。展览策展人程昊先生点评说,此前曾与中国人民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合作过新闻传播业先驱的手迹展览,此次跟清华大学合作的“光电之迹”,放大了新闻传播媒介发展中“电子媒介”的篇章。同时,展览将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政治、商业等因素纳入到展览当中,以审视媒介技术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关系。程昊讲到,展览聚焦虽然仅两百年间的信息通讯史,但实际上还可向前追溯至电流推动媒介发展之前的“悬臂通讯机”时代,这说明历史留下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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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策展人程昊在现场与前来参观的同学们交流

 

程昊认为,“光电之迹”展示的信息媒介更迭和变革的历史,不仅暗含了对信息论三要素——传输手段、存储介质、处理工具等变迁的呈现,而且反映了媒介行业背后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故事,能够帮我们重返历史的现场。纵观展览中提到所有的这些技术,其实浓缩到了今天的手机里,技术发挥的作用还在,但只是换了一种形态伴随着我们。相反,那些复古的文书和笔记却难寻踪影。展览主题所聚焦的信息科技与展览方式所选的手迹收藏之间,形成了一种有意思的张力。程昊还提到,对名人的手迹进行收藏是小众爱好,但它一旦与社会行业的发展变化相结合,进行策展的意义就与众不同了。他希望借助对手迹的展示去开拓一个重新理解新闻传播与媒介历史的维度。

课程主讲人吴璟薇老师在发言中讲到,展览以科技先驱的手迹和签名为线索讲述历史是一种很有创意的做法。她发现个人签名所代表的书写风格,其实是在呈现人的身体主体性。人和书写媒介的互动过程本身是一种“文化技艺”,像展览中早期呈现的手迹以备忘录和书信为主,后期手迹也聚焦于个人的签名乃至电子ID,这期间反映了书写方式的变化,有助于我们从身份主体的角度重新认识手迹的书写。签名是个人媒介的载体和象征物,是一种身份认证。今天电子科技的发展,令指纹、面部识别成为个人识别的标准,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吴老师说,展览向我们展示了电子媒介和信息通讯技术在重塑人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其结束语也发人深省,她看到传真机的发明者爱德华·贝兰所写的话“昨天的不可能很可能在明天成为可能,但持续不断的技术进步会使人类走向更大的幸福吗?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据此,吴老师总结道,我们需要进一步追问:当今天光和电的技术经历了两百年高度发展,算法等智能技术正在决定我们的信息接收时,我们的新闻和日常生活还将被信息技术如何改变?我们人类自身又可以发挥怎样的主体性去协调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这些问题正是“媒介发展史”这门课要持续探讨的内容。

“媒介发展史”课程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专业选修课,旨在融合媒介环境学、法国媒介学和德国媒介理论等经典理论与媒介技术等国内外前沿研究,探寻媒介发展的规律,并从媒介发展的历史中思考媒介与技术、社会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课程将理论融合媒介实践,通过博物馆参访、阅读和研讨等方式,在思考与体验中寻找到解决新媒介技术带来的问题的良方,促进媒介技术的良善发展。

 

供稿丨高山

排版丨林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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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9日,清华大学电子系1978级校友邓杰,向我馆捐赠了一件其母亲郭舜玲女士所使用的地质罗盘仪。郭舜玲女士195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石油地质勘探与开发专业,此次捐赠的罗盘是她在学习和工作中使用的重要工具。 与此同时,郭舜玲女士还与我们分享了关于这件罗盘的珍贵回忆,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地质勘探工作者的艰辛与奉献。以下为郭舜玲女士的分享: 我1957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现中国地质大学)石油地质勘探与开发专业。 罗盘在地质勘探过程中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提供所在的地理方位;2、测量所勘探的地层三要素,即岩层的走向、倾向及倾角,从而确定岩体构造的价值。所以,勘探队员,每人必备。 这里有一个故事与大家分享: 1956年我们在柴达木野外地质工作,因工作需要必须联网式将一地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勘探工作,所以我们采取晨起在A点,而白天边工作边往B点新搬的“家”进发。小分队配有后勤组,负责将我们的行李和吃喝给养搬至“新家”B点。 可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真的发生了!后勤搬错了方向,搬至反方向啦!当我们收工到达B点,见到的仍然是一片戈壁,没有帐篷和炊烟,大家都认为就在附近,于是以B点为圆心,放射状分散去找我们的新家,当然是一无所获。天快黑了,一个个垂头丧气回到原点。 众所周知,柴达木3000多米的海拔高原,氧气稀薄,只站着呼吸都费劲,何况爬坡过坎、在戈壁滩上工作了一整天的小分队员了,平时为轻装工作,吃过早餐后只带水和几块糖,或少量干粮。到收工时已水尽粮绝了,再加上去找“新家”的雪上加霜,消耗体力,已精疲力竭了。柴达木入夜奇冷,日夜温差很大,入夜冷风袭来,加之肚子空空,冻得发抖。 还好,我有二根火柴,又去找“柴”。因为戈壁很难长草和树,但为不被冻死,大家拼尽全力,总算找回少许草和老树根,火烧后前半身总算有暖了,背后仍很冷。渐渐大家都躺下了,我的同学王素民她摘下手表给我,让我必要时交给她的男友做纪念。第二天醒来,没有一个人能站起来,也无法说话了,大家都奄奄一息啦! 幸好后勤组的一个本地小工友。找到我们时,有人想喊也喊不出声,抬臂也抬不起来。他及时喂我们喝水,我们得救啦! 值得吸取的教训是:后勤组也必带罗盘!找准方位! 这件地质罗盘仪的捐赠,不仅丰富了我馆的馆藏,也为我们了解和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地质勘探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