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龙回顾NO.27 | 柳冠中:设计要完成从“造物”到“谋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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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前话

       设计是一个大家熟悉而又陌生的概念。大多数人会认为,设计不过是偏末端的生产环节,设计师也被统称为美工,从事着为产品或者理念涂脂抹粉、锦上添花的事情。而在清华大学首批资深文科教授柳冠中看来,设计的概念涵盖以人为本的人文情怀、永续和谐的社会责任、倡导共生分享的服务精神、以及推陈出新的创造气魄。9月21日,柳冠中先生应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之邀面向清华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做第27期科学博物馆沙龙讲座,讲述设计的力量将如何为“中国方案”加油。本次活动也是与北京科协共同举办的“全国科普日”庆祝活动之一,科学博物馆的搜狐号、视频号与清华大学官方微博、视频号、抖音号等媒体平台全程直播。
       柳冠中在1984年便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工业设计系;1976年他完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灯具设计;带领学生完成了银河并行计算机系列机柜的设计;早于“共享单车”20年,他提出“最后一公里——城市短途交通系统”的理念;他关注弱势群体的移动住宅,倡导共生美学观;在工业设计学、设计方法论、中国古代设计与西方现代设计比较研究、设计事理学、系统设计思维领域、生活方式形态模型研究等领域,均有著述与实践。2007年,他获得国家教育部第三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柳冠中在讲座上分享了他对设计本质、设计方法、设计与社会关系、设计未来走向以及创新思维的重要见解。柳冠中强调,中国社会不应提倡占有,而应树立分享的信念,我们应该从需求出发定义产品,而不是为了刺激欲望。作为中国设计发展历程的研究者、见证者、引领者,柳冠中高屋建瓴、慷慨激昂的讲述令现场和在线的观众十分振奋。
       “中国方案”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实现精神文明协调的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而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工业设计体系,就需要从产业、服务的角度出发,完成从造物到谋事的转变,走出中国产业化设计的创新之路,从模仿跟风转变为拥有文化的自觉和设计的自信,为人类社会构建更和谐、更健康、更有续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人类的生命品质。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馆长助理、事业发展部负责人范爱红,清华大学科研院秘书处秘书邱垚,美术学院研会副主席蓝绥泓出席沙龙现场。 

讲座现场

第一排右为沙龙主持人尹菱 第三、四排左为沙龙主讲嘉宾柳冠中

 

讲座实录

100年前就有了“设计”这个概念,现在全界都在讲“设计思维”,但是我们对设计的认识基本还停留在商业美术的概念上。设计仅仅是产品的最后一道美化工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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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句话:“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要反驳:眼见不为实!人和动物的差别在于我们有大脑、有良心。我们成天讲“体验经济”,但感官的体验能解决所有问题吗?我问大家,冰箱有什么问题?再过50年冰箱还是冰箱吗?你的设想是杯子,你做的就永远是杯子,大杯子小杯子高杯子画林黛玉的杯子,画张飞的杯子。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被具体的物拴住了。我们改革开放以来,一说设计,大家上来就问能不能落地。我们是要落地,但落地做什么?难道就成天做马上能落地的东西吗?这种观念要转变。我们要的是解决问题,这是设计!我们要传播的东西不是我们体验原有的东西,而必须抓住本质原理,提出我们的认知来引导社会的进步。

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提“为中国发展服务”。工业设计的概念是工业时代以来的一切事物被重新格式化了,到了新时代我们又要再格式化。人类从来是这么发展的。马克思说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改造了自己。工业革命最本质的是分工前提下的合作,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跨界。industrial design,在中国被翻译为“工业设计”;韩国和日本当时有汉字,写的是“产业设计”,所以这两个国家的工业设计少走了好多弯路。学历史的目的不是回到历史。有太阳才有影子,有未来才能谈过去,而我们老是看影子。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太阳了?研究历史目的是为了未来。

在1985年我就说了,工业设计是创造更合理更健康的生存方式。任何一个产品必须要解决制造者、流通者、使用者,即商家、社会、老百姓等所有利益的综合,一个齿轮必须考虑怎么生产,怎么用到设备上去,而这个设备将来如何能够被使用、维修、运输。因此,设计是全流程的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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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分四大学科。理科是发现、解释真理的学科;工科是解构建构的技术;文科解决人类怎么理解是非和道德,人类的未来到底怎么评价;艺术是评价自然人生的途径。而职业和学科的分工,造成我们只从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出现误区:工科搞功能,艺术搞形式。但世界上哪一个动物的功能形式能分得开?即使没有人,蝴蝶也长这个样,不是为了让人觉得好看,而是为了生存。所有大自然中的生物现象都是繁殖、生存、获取能量的需求,所以形式绝对不是后生的。我们总说“功能”多么厉害,但这讲的只是“性能”。一讲“功能”就要跟人放在一起,结合特定的目的、环境、条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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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提倡“更高、更快、更强、更团结”,但是设计讲的是功能,要讲目的性、关联性,而不仅仅是技术指标。如果不解决问题,一个技术永远只能放在实验室里。就像我们说视觉传达,我们关心的 “传”都是形式:构图、字体、色彩等等。这个“传”有意义吗?老干部看《参考消息》《人民日报》,字儿都这么大,高速公路的广告牌子根本没有什么字,就是一个形象,因为高速公路一晃就过去了,这是要“达”。设计就是要达到目的。对设计来说,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技术,而不应该都按高技术来衡量。这个世界是百花齐放的,亚马逊雨林有400万种物种,各得其所,这才是世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国家、地区、人民、时代不一样,解决方案也在变革,发展是动态的,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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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从中国哲学里整理出来的设计事理学,讲的不是造物,而是“事”, “事”在“物”之前,是逻辑上的先,时间上的先,可是我们现在张口就是“物”就是“技术”。我们要善于从事实中寻找真相,在中国现代的土壤里培育出能扎根、能开花、能结果的新物种。未来绝对不是冰箱洗衣机了,而是设计出能够保鲜的、能够使衣服干净、能够解决人类居住的、让家庭能够和睦的东西。认知就是要去认识事物的本质,所以一定要领悟问题解决的实践不仅仅是体验。中国发展的产业创新体系突破要靠具有生命力的机制和认知力结构,这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机制的变化,我们再发展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架构思维、决策力和设计价值观。钱学森讲了一辈子系统,而我们关注的还是单体的元素,片面的事实很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

五千年前,我们和古埃及人一样面对洪水,中国人去治水,西方人躲在方舟里;四千年前,我们和古巴比伦人一样玩青铜器,我们是分封,他们是玩赏;三千年前,我们和古希腊人一块思考哲学,我们思考人类和社会哲学,他们思考物和技术的哲学;两千年前,我们和古罗马一样四处征战,我们是保卫疆土,他们是开拓疆土;一千年前,我们和阿拉伯人一样富有,我们节制欲望,敬畏天,要知道适可而止,知止不殆,而阿拉伯人骄奢淫逸,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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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神话故事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中国的信仰不是神,是我们自己的抗争。中国是钻木取火,而西方的火是普罗米修斯偷来的;中国是大禹治水,西方是躲在方舟里;前面有座山,我们不绕过去而是要挖掉它。这就是中华民族真正的传统文化精神,也是我们的信仰。只有那些有着不间断的几千年文明积淀的民族,只有那些牢记自己从哪来从哪去的民族,才不至于成为人类进化史大浪淘沙的碎片。

我们祖先了不起,但我们做的比祖先还要往前走,破解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我十几年来强调,中国一定要走提倡使用、不鼓励占有的分享型社会的道路。14亿人如果成功了,对70亿人的世界是有意义的。所以真正的中国传统精神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逻辑,应该先于高科技,成为我们设计行业最坚实的初心和基础,不能紧跟市场、满足消费,要看到这个世界真正的需求need,而不是欲望want。中国的未来是定义需求、引领需求、创造需求、分享型的服务型的社会,是以人民为中心共同富裕、自我发展的全新道路。沙龙回顾NO.27 | 柳冠中:设计要完成从“造物”到“谋事”的转变-Picture7

所以设计必然实事求是,设定目标,要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非仅仅徘徊于改良。这个目标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杯子,而是解渴,是在教室、大街、荒郊野外、宇宙飞船上等各种环境满足不同人的解渴,所以就要研究外因、组织内因,把“事”放在第一位,要做事而不拘于我的职业、专长、学科。设计真正的功夫在设计之外,也就是研究人、研究社会,这是中国唯一能够走出来的设计道路,也是我一直倡导的“设计事理学”的核心。

所以设计是协调目的和外因的限制的关系,而不能简单的套用所谓设计思维的范式。我们积累了5000年的文明,中国有中国的认识论,非常清晰。学人类的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很厉害,但是“道法自然”。顺其自然,师法造法,实事求是,审时度势,都是在说适应外因。外因变了,时代变了,我们的教学、基础课难道不该变吗?因人而异,因材致用,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时而作,与时俱进,新陈代谢,推陈出新,讲的都是创新,没有讲继承的。恩格斯讲“批判地继承”,而我们就把一些形式拿来继承,能行吗?熊猫必须要适应了野外生活才能放生。物竞天择,实事求是,留有余地,适可而止,一叶知秋,一片叶子能反映出宇宙,一滴水能反映太阳光辉,这是真理。我们祖先也都告诫我们了,要恰如其分,要适可而止,要明白过犹不及,惜墨如金,适得其反,节外生枝,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弄巧成拙等等。

老百姓都知道一句谚语: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这是文字游戏吗?这是认识论的三个层次。看山是山就是凭感官自己爬山,感觉山好高,像大象、像弥勒佛。第二层次是研究,而科研是“看山不是山”,研究山的成因、地质、海拔、气候、植被、岩石的成分等等与其他山脉之间的差别。这就是格物致知,通过比较、分析、抽象、推理,形成理论才能由表及里、举一反三。读大学不就是这个过程吗?第三层次才是我们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了我们自己,这才会有人类的未来。我们培养的人才,要达到“看山还是山”的层次,这时你到美国到欧洲看山,一看山形、植被、纬度,就能一下子就推断它怎么生成的,是火成岩还是沉积岩,抓住规律,这是看山还是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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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不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责任吗?致知以后才能够致志,然后再格物再创造,即使有不合理的东西,但人类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我们难道不应该培养这样的人才吗?感觉只是现象的再现,所以一般人看不懂抽象艺术。你在庐山就以为了解庐山吗?那是井底之蛙;你去过泰山、黄山,你才有资格评价庐山;当你去了大海和沙漠,你对庐山看法又会变;但你到了宇宙,你发现庐山简直不值一提。理解这些层次以后,你发觉感觉到感知、再到感悟,是人类所具备的抽象思维的本质能力体现过程,是格物致知再致志,属于认知的第三个层次,是要表达自己的思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我觉得中国大学教育将来必然也要走这个改革。你在庐山你以为了解庐山吗?那是井底之蛙;你去过泰山、黄山、喜马拉雅山,你才有资格评价庐山;当你去了大海和沙漠,你对庐山看法又会变;但你到了宇宙,你发现庐山简直不值一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人才,让我们中国未来会更好。其实祖先早就告诉你了,“以不变应万变”,这恰恰不是保守,是“万变不离其宗”,不变的东西是衣食住行用和交流,这是我们设计的初心,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条件、不同的技术、不同的社会组织,不同的观念,我们产生不同的东西。所以传统是创造的,不是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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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我们讲的“智慧城市”实际上是“智能城市”。“智”是抖机灵、小聪明、钻空子、急中生智,“慧”是选择要不要钻空子的“评价体系”。太极图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间有无数的解决方案,这是智慧,是研究了目的后去选择。所以我们一定要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以至于话语体系,要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讲座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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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排左为美术学院教工提问 右为柳冠中老师回答观众提问;第二排左为美术学院硕士生提问 右为部分观众与柳冠中老师以及科博馆员合影

 

互动问答

       Q:现在美院的本科教育,是否也可以借鉴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从兴趣爱好或职业发展需要出发,定向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向和导师,有针对性学习所需要的技能和指导思想?
       柳冠中:我一直提出鱼骨式的基础教学方法,也就是一年级要上思维逻辑基础课,但不只是专门学书法、色彩、设计手法,而是一年级上来就是通过一个具体的项目,在全过程中把握理解计划,在运用知识、技能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搜寻、选择、组织、运用知识、技巧的能力,乃至逐渐领会创造知识的意识。打个比方,大一第一个学期,18周就是设计一个喝白酒的小酒盅。这意味着什么?在过程中你要把18周分解、做计划,一上来就教会你做计划,思考,而不是玩手艺、玩技巧、玩表现手法。所以你在结课时摆出的是你的研究成果,研究各种酒文化,研究、理解不同大小、形状、材质、工艺、的酒杯与不同人饮酒的目的、环境、行为等的关系,如首长之间喝酒的、部队里喝酒的、下乡知识青年喝酒等等的“事”不同,其盛酒的容器就会不同。学期结束前,一年级学生们将一排玻璃、陶瓷、金属、塑料等不同材质、尺度、形态的酒杯呈现于课程答辩中,酒盅也能反映出整个社会。一个学期如果这么去学,你所有所谓的知识、技巧都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了,而且是活基础——学会的不只是“鱼”而是“渔”。如果这7学期下来做了7个完整的设计,而这个过程中你所了解的方法技能或接触的专业来不断扩延,到了毕业设计时,你几乎不需要老师辅导,甚至可以做旅游的太阳能船,因为你学到的是整合知识的能力,你学会了自己找知识的能力,学会了跨界,跟社会合作,学会了解国家标准,了解整合资本的来源和政府的意图。这样出来的本科生一直在真实的社会系统中整体地学,在整体中一点点掌握了扩展的能力,到社会上就是完整的人。现在信息时代信息信手拈来,却忘了没有结构的知识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没有分析和目的,一车皮的土豆放一年后只是烂土豆。而具备研究、分析能力后,土豆可以做药品、食品、化妆品等等,可以做任何东西,因为你理解并带着目的研究了。在信息海中获取信息已经不成问题,鉴别和组织信息才是最大的本事。而这个本事在大学是自我扩展、组织、创造知识结构系统的能力。“老师引进门,修行在个人。”作业、课程、学科仅仅是认识世界的方法的载体,做作业是为了学到探索知识的能力。在大学4年一定要掌握认知逻辑,这样才可以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完善自己,充分认识到失败是成功之母。
       Q:在当今社会如何从一个设计生变成一个优秀的设计师,甚至说是国际知名的中国优秀设计师?
       柳冠中:首先第一点明确,什么叫国际知名?知名的定义,千万别是做虚名的东西。所以我最反对设计出大师,设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的。艺术家可以做大师,设计师一旦成为大师,他就是个艺术家了。再有一个,你这个理想能不能实现?天上不会掉馅饼,但你必须要认准这条路。你毕业以后,如果你留在学校当老师,教研室会给你提要求,你必须上这门课;你如果进到企业,你必须完成设计任务。第一个办法,你争取在入职两三年当中,上面交给你每一件事,你必须完成好。第二个办法就是每天少睡一个钟头,你做第二个方案,突破保守的方案模式。刚开始肯定很幼稚,做出的方案很可笑,但你一定要做一个你设想的方案交上去。你的上司会觉得这个孩子弄了半天脱离实际。第二个月还这样,第三个月还这样,你的领导就感觉这孩子跟别人不一样。你拿出的提案的质量肯定在提升,他就感觉你在深入。一旦你的上司想创新,要组织一个新的平台,他首先就会想到你,你马上就有一个新的工作平台了,你就有机会施展你下一步的理想。只能这么一步一步做,一定要坚持,你会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因为你肯定在提升,这本身就是一个锤炼过程。
       Q:如何证明自己的作品是优秀的?之前也是只有通过一些所谓的竞赛去得到一个认证,但是现在越来越犹豫这个标准了。
       柳冠中:你自己必须想清楚了,你要跟着商业的模式走,你可能会得奖,换一个自己的定位思路可能得不上奖;但你如果坚持自己价值观是对的,你早晚有一天会被承认。千万不要被指挥棒牵着鼻子走,因为现在社会有很多是急功近利,培养的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如果你在商业挣很多钱,你也可以被评一个优秀,但你从良心来说,你发现你的设计第二年就过时了,糟蹋资源、腐蚀消费观,到那时,你会怎么想?参加评奖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积累一些经验、技能、资源,提升自己,自己心里要明白参加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奖项都有哪些好的设计公司参加,有哪些好的设计奖项。也许,没有获奖,也许走错路,没关系,脑子清醒就行。失败真是成功之母,不怕失败,但是一定要总结。
       Q:我们之前也合作了一些作品,做完后因为知识产权的问题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想着一旦进入市场,可能还没进入,这个作品就已经被抄袭了。设计师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柳冠中:知识产权是商业社会的武器,但如果你真有创造力,根本不在乎这个。一个真正强大的人不怕被抄袭。第一代被抄袭了,但你有第一代的技术,可以做第二代,而他就没有第二代。反正我从来不申请知识产权,没用。我记得最近刚看了一个消息,说马斯克从来不申请知识产权。但你要真正具有创造力。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回避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个商业资源,所以要研究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规避,而是学到东西,让你眼界打开。你可以暂时需要策略、战术,但你的战略目的要清醒。一定要找到合作的好伙伴,否则大家都在计较这个,你的路也走不远。沙龙回顾NO.27 | 柳冠中:设计要完成从“造物”到“谋事”的转变-Picture12沙龙回顾NO.27 | 柳冠中:设计要完成从“造物”到“谋事”的转变-Picture12

柳冠中

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责任教授、博导中国工业设计协会荣誉副会长、专家工作委员会主任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设计战略与原型创新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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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回顾NO.41 | 姜虹讲座《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在科博举行

    4月19日,四川大学副研究员、北京大学科技哲学博士姜虹受邀来到科博为观众讲授《戴珍与20世纪上半叶中国观鸟史》。本次第41期科博沙龙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张晓天主持,校内外三十余位观众聆听了讲座。   20世纪初,成都和上海等地开启了中国的观鸟历史。美国人戴珍(Jane B. Dye)与丈夫戴谦和任教和生活于华西协合大学,在成都及其周边地区观察鸟类三十余年。姜虹在一次偶然的机缘中了解到这一段历史,并开始了文本和实物的研究。20世纪初,随着在自然环境中观察鸟类作为一项大众爱好和科学活动逐渐发展起来,戴珍将这一项活动延展到中国,从四川的城墙、钟楼、山坡等地通过望远镜俯视观察鸟类行为。当时的中国鸟类研究主要依靠标本收集,戴珍具有便利的收集条件,但她拒绝加入收集队伍,她坚信野外观察也是有效的研究方式。她将观鸟当成习惯,细致地记录、描述和鉴定鸟种、分析习性和行为、发表鸟类文章、举办讲座等,并潜移默化影响了周围的人。戴珍在回忆与Beck女士到雅安观鸟时写道,“我们度过愉快的观鸟时光。她研究鸟类已经几年了,我们比较彼此的鸟类笔记。她说自己主要参考的资料还是前几年我在《华西教会新闻》上发表的每月观鸟笔记。我在雅安最后那几天,我们每天都徒步、观鸟……见到了差不多40种鸟。”   讲座中,姜虹从戴珍与先生戴谦和在中国的从教经历讲起,讲述了博物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20世纪中叶被遗忘的一段观鸟历史以及女性在其中的贡献与影响力。戴珍的观鸟实践延续了维多利亚博物学文化的潮流,顺应了奥杜邦运动呼吁的鸟类保护,也反映了当时业余观鸟活动与职业鸟类学之间的张力。戴珍在1930年给朋友的书信中写道:“《上海鸟类》是写给那些想在鸟类栖息地观察它们的人,而不是那些靠博物馆标本研究鸟类的人。从这点上讲,它比我其他所有鸟书都更适合我。当然,里面只有一部分鸟类和四川的鸟类相同。” 在博物学复兴的今天,戴珍以观鸟先驱的身份浮出水面,已经成为成都鸟类博物学的一张名片。姜虹在讲座中还谈到,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因为女性在观鸟中一直处在助手、配角的地位,且并未融入鸟类研究的共同体中,因而像戴珍一样的女性常常被忽略。后来,有人评价戴珍:“她的文章彰显了她的勇气,将鼓舞有志之士行动起来,把知识分享给他人。如果全中国爱鸟之人都能以成都为榜样,关于鸟类的科学知识很快就会丰富起来。”   讲座后,主持人张晓天就讲座内容以及科学传播、读书等话题与姜虹展开深入对谈,现场观众也纷纷互动交流,场面十分热烈。   【撰稿:伊墨 ;摄影:曹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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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强先生向我馆捐赠四通MS-2411型打字机

2024年4月20日,张自强先生向我馆捐赠一台1999年生产的四通MS-2411型打字机。四通MS-2411型打字机由我国著名科技企业四通集团公司于1993年生产推出,是我国第一台符合ISO 10646《通用多八位编码字符集》的多国语种中外文打字机。 张自强先生曾担任四通公司工程师,全程参与了四通MS-2406中文打字机的研发,负责主机板的研发设计,获得四通集团开发一等奖。        延展阅读︱中文如何走进电子设备?专访四通打字机工程师张自强   (收藏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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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校共建: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五一班师生走进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

4月20日上午,北京市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五一班师生三十余人在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听取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博物馆讲座并在博物馆讲解员的带领下参观展览。这是科学博物馆根据北京市教育改革方针面向中小学开展的有关科学教育的馆校共建活动。   科学博物馆复原研究员杨智明为师生们带来一场题为《科学史上的伟大科学家》的科普讲座,他通过生动的讲解和展示,将一个个深奥的科学原理融入到科学家故事中,充分调动了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一个小时的讲座时间过得飞快。师生们均表示意犹未尽。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依次参观了科博的展览——“海外奇器——晚清士人眼中的西方科技世界”“百年器象——清华大学科学仪器历史展”。他们认真观看了各种展品,感受了科技发展的历史变迁,深刻理解了科学的伟大意义。   通过这次别开生面的博物馆讲座、参观活动,海淀区第三实验小学五一班师生们不仅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热爱和学习的欲望。相信这次活动将成为他们学习生涯中宝贵的一课,开启他们对科学探索的新篇章。   (撰稿:孟洁   审核:范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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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瑛豪先生向科博捐赠四通MS-2410型打字机

2024年4月13日,王瑛豪先生向科学博物馆捐赠一台四通MS-2410型打字机。该台打字机生产于1996年,品相良好,至今仍可使用。 四通打字机是我国著名科技企业四通集团公司在上世纪80-90年代生产的文字处理器。四通公司在1986年生产出第一代四通MS文字处理机MS-2400,1987年推出四通MS-2401型文字处理机,1990年推出四通MS-2406型中外文文字处理机。四通MS系列的打字机是我国办公领域从传统机械中文打字机向新兴PC迈进的关键一环。   (收藏部供稿)